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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教規又使這些原來分散的小生產勞動者變成信念一致，意志堅定的信徒，從而使道教成為一股重要的社會力量。這在某種意義上為元末的農民大起義作了思想、輿論和組織的準備。
清末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兩者在思想和組織上都有極其濃厚的宗教色彩。前者引進了西方的基督教，卻能在文化傳統悠久的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吸引了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投身進去。後者假借民間各種粗俗的宗教迷信組織，使廣大農民和小生產者成了狂熱的信徒和戰士。這其中的緣由正在於農民起義所提出的政治綱領，戰鬥口號，所強調的原則、精神，所採取的組織形式都適應了小生產勞動者的政治需要和心理情感。這點是和墨子的思想一脈相通。雖然它們並不是直接從墨子的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和思想，但這種一脈相通的特點正表明了墨子的兼愛平等的社會理想，強力非命的鬥爭精神，言必信，行必果，獻身赴義的道德準則，渴望救世主來拯救自己和世界的幻想，不僅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普遍的階級品格，而且表明了墨子這些思想已溶入了歷代農民起義的血液中。農民起義在本質精神和外表現象上和墨子思想相通，表徵了墨子思想的影響和繼承的一種途徑。
(二)農民起義的失敗是墨子社會政治思想破產的例證
中國歷代的農民起義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因為它最終都沒有達到自己所提出的均等、均富的政治目的。不管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的結局，還是建立了另一個新的封建王朝的結局，農民起義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古的封建制度。以均等大同為目的，以宗教迷信為凝聚手段的農民戰爭，畢竟不能摧毀、改變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也不可能建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及新的社會秩序。既然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還具有其生命力和雄厚的社會基礎，那麼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宗法的社會秩序就必然會相應地存在。儒學強調人道親親，尊祖敬宗，融治國治家為一體的政治倫理學說，既具有將分散的小農聯結起來的政治作用，又具有適合生活在農業宗法社會裡各社會階層心態的凝聚力量。日常生活中富有人情味的民風習俗，使冷酷的政治關係蒙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血緣色彩，使忠、孝、友、偉、師不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彼此滲透，融為一體。這樣，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從衣食住行到人際交往，從言語舉止到思想意識，都被注入了一種嚴格的等級觀念。封建社會的政治統治，才有可能透過一定的行政管理機構，在充滿分散小農的廣大國土上有效地實現。
農民起義的直接起因是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小生產勞動者，特別是小農失去了其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走上造反這一條最後的出路。他們從切身體會和物質利益出發，首先在思想上萌發了一種自發的平等觀念。彼人也，吾亦人也，為何貧富不均?貧者無立錐之地，富者奢侈荒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刺激和加劇了小生產勞動者固有的要求均財、均富的平等觀念。所以，農民戰爭的矛頭首先總是直指貴賤貧富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理想是農民起義所具有的一種共同色彩，也是吸引廣入小農和小生產者最具魅力的口號。這種平等觀念和大同的社會理想在農民戰爭中確實起了很大的精神激勵作用，鼓舞著起義的農民為這美好的理想進行艱苦卓絕的奮鬥。從這點看，墨子的愛無差等，不分親疏的平等思想很容易引起他們的思想共鳴。墨學原旨透過民間宗教教義的轉換，構成了農民起義的指導思想。這種原始的平等觀念也衝擊了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法觀念。但是，農民起義隊伍的生存方式，是不可能長期作為一種社會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因為，家庭、家族在小農經濟的環境中，仍然是社會存在方式的基本單位。絕對平均主義的理想固然美好，但不能具體構造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