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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的批判是諸子私學思潮的一個基本方面。孔子、老子、墨子雖然是不同社會階級的思想代表，但他們都對當時社會兩極分化的黑暗面都作了相當清醒和理智的揭露和批評。相比之下，墨子對社會的批判更為激烈、尖銳和深刻。這和墨子本身作為其所代表的小生產勞動者的一員有關，他對社會的黑暗有更切身的體會，對社會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有更為自然本能的憤怒。但是，墨子激烈的社會批判一落實到具體的政治主張和行動時，卻明顯地表現出保守改良的特徵。這種保守、改良的特徵說明當時小生產勞動者力量的分散和薄弱，他們把改善自己生存困境的希望寄託於聖人賢君;寄託於溫和的改良;寄託於貴族統治階級的明智。墨子希望貴族統治階級明白損有餘益不足，上下均利對自己有利的道理。&ldo;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醛粟盛，以祭上帝鬼神&rdo;， 小生產勞動者有了生存條件，他們才能創造王公大人所需的物質財富。墨子並不想打倒、推翻原有的各級統治者，而是寄希望於統治者能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使農與工肆之能人，能成為治理國家的各級&ldo;官吏，希望他們能代表小生產勞動者的利益。這種有能則舉之的尚賢思想一方面固然表達了小生產勞動者要求政治平等的願望，但在另一方面也說明瞭，小生產勞動者把自己境況改善的希望放在入仕做官上，想變成新的富貴者，&rdo;高予之爵，重予之祿&ldo;。 確實，在當時，庶民從學入仕平步青雲而富貴的社會現象較為常見。這種社會現象給小生產勞動者中的一些佼佼者提供了條件和希望，並被誇大、想像為小生產勞動者擺脫貧困的一種普遍出路。
墨子溫和的改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他認為不同階級的階級利益可在兼相愛，交相利的理想原則下得到調和統一。墨子一再倡導的&ldo;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rdo;，這個利與害是有普遍意義的，不僅是對小生產勞動者而言，而且也是對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而言。這種普遍意義的利與害在現實的階級社會中是不可能的。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階級關係及其利害關係雖然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相互依賴而存在，但是階級的衝突，物質利益的對立是不可能透過一種烏託邦式的理論來解決的。其二，墨子背周禮而用夏政，是希冀用對原始大同的朦朧回憶及現實社會中小生產勞動者之間確實存在的互助友愛的社會風尚，將其理想化，普遍化，當成一種人入可以遵守的社會準則，使其對社會具有一種普遍的約束力。這樣，人人都成為謙謙君子，社會醜陋的黑暗面就不會有其存在的土壤，兼愛、交利的大同社會又會重新恢復。其三，墨子的禁慾節儉，自苦為極的主張，雖然主要是針對統治階級，但也同樣要求小生產勞動者。墨子將小生產勞動者的生活需求只限於得食、得衣、得息等起碼的生存條件，並不鼓勵他們對物質利益提出更高的追求。墨子這種得此而足的主張，即一方面要求統治階級收斂其剝削程度，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生產勞動者不要過多要求，雖然墨子認識到小生產勞動者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這確實反映了小生產勞動者的兩重性，一方面是對貧富兩極分化極為憤慨，另一方面也往往心滿意足於有個溫飽的生活條件，害怕過多的物質要求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他們所夢想的太平和康樂的生活。其四，墨子將社會不平等狀況的改革付緒於遊說少數人君世主，以為只要有少數明君賢主能採納他的主義，實踐他的政治主張，那麼兼愛交利的平等社會就會實現。他一生東奔西走，周遊列國，對統治階級進行說教，而且堅持言不聽不處其朝，義不行不謀其官的原則。這雖然說明瞭墨子對自己主義的堅定性，但也充分表明了墨子實現其主義的手段只有說教改良。墨子並不想在實際行動上組織小生產勞動者以暴力的形式反對政治壓迫和經濟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