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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利之爭是一個時代命題
春秋戰國之際，政治上，上下移位，朝不保夕，政局動盪。各諸侯，各私室大臣各以自己的力量爭霸問鼎，逐鹿中原。國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關係，所以有&ldo;春秋無義戰&rdo; 之說。爭霸的現實使利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觀念嵌入人們的頭腦之中。然而，原先的西周等級制度、天命神學作為一種傳統力量的積澱還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仁義還是作為一面旗幟起著裝飾作用，&ldo;尊王攘夷&rdo;，&ldo;奉天子以令諸侯&rdo;還是爭霸鬥爭中一種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面，由於新興的社會階層，如小手工業者、商人脫離了原來的等級或宗族的束縛，成為一種自由民個體。生產工具的改進，技術的進步，土地的私有化，使這些自由民個體的生存、謀利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傳統思想觀念潛在的束縛和影響，舊有社會關係的殘餘，這種種又阻礙了功利主義價值觀被社會所接受。義利之爭不僅僅為統治階級、知識階層所關注，而且也滲透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隨著工商食官局面的瓦解，個體的販運商業迅速繁榮。這種販運性商業以個人盈利為最終目的，個人的盈虧成為判別商業行為的價值尺度，追逐盈利成為商人的基本動力。同時，這種販運性商業也促使了具有專門手藝的自由個體工匠必然大量湧現。這種自由個體工匠是以各自獨特的技藝作為謀生、求利的手段。《墨子。節用中》說，&ldo;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事其所能&rdo;，《論語。子張》說，&ldo;百工居肆，以成其事&rdo;，《墨子。尚賢上》說，&ldo;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rdo;，等等。文獻的這些記載說明，在春秋戰國之際，自由工匠已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他們已從經濟上的謀利發展到追求政治上的權利，這是個人功利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於自然條件的差異和特殊技術的形成，製作方法的保密性這兩個原因，使手工業製品的品種分佈具有明顯的地方差別。例如，衡山是當時著名生產軍用品械的地方。 這種生產狀況既刺激了販運商業，又愈使手工業技術的專門化和生產的家庭化。自然，以追求個人盈利的功利主義傾向也會表現得更為強烈。這些具有專門手藝的工匠都是透過&ldo;父兄之教&rdo;與&ldo;子弟之學&rdo;訓練出來的，&ldo;相語以事，相示以誇，相陳以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為工。&rdo; 《考工記》對&ldo;工&rdo;所下的定義是：&ldo;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rdo;。專門技術是工匠謀生的手段，為個人、家庭謀利是工匠生產家庭化的基本原因。手工業生產的家庭化的形式使個人功利主義的發展呈現出極端的趨向。《莊子。逍遙遊》有一則故事，雖有寓言之嫌，但一方面確實說明瞭專門技術的保密是手工業生產家庭化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也說明瞭現實的物質利益已成為手工業工匠行為對否的判別標準。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這種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工匠是社會物質生產的另一基本力量。他們和小農的物質生產滿足了整個社會衣、食、住、行各方面需要的生活資料，個體的販運性商業成為社會物質資料主要的流通渠道。個體工匠、小農、商人作為社會物質生產的基本力量，他們以力謀利的社會價值觀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心理。貨幣廣泛的流通，販運商業的發達，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去。功利至上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