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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論求群言之比&rdo;是指如何構成邏輯的名、辭、說，即如何用準確的詞語來表達概念，如何用適當的謂詞來表達判斷，如何用適當的推理方法和法則來表述事物之間的因果聯絡。墨子並不囿於如何研究思維形式的固定化和公式化，而是要求思維的邏輯形式直接為思維的具體內容服務，即要求&ldo;群言之比&rdo;必須能&ldo;摹略萬物之然&rdo;。墨子關於邏輯學的這個法則是和他重實踐的經驗論相一致的。墨子認為，自然萬物的存在、變化有其然和其所以然。人們在實踐中得到了關於自然事物的各種經驗知識，然後透過思維的抽象形成了概念、判斷，認識了個別事物的具體規定性，再進一步用邏輯的推理，使各個個別事物之間的本質聯絡得到了揭示和說明。這個認識過程，墨子認為就是用&ldo;群言之比&rdo;的名、辭、說來摹擬、概括自然萬物的其然和其所以然的過程。因而，墨子在論戰過程中，無論是批駁對方的論點，還是在陳述自己的觀點時，都強調求故，求因，求物之所以然，都必須尊循&ldo;摹略萬物之然&rdo;這一基本原則。這樣，墨子在論戰實踐中形成的邏輯學體系具有鮮明的實用特點。雖然，從形式的系統、完整方面來看，墨辯邏輯不及亞裡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古印度的因明學嚴密、精細。但是，墨子強調思維的邏輯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每一種思維形式必須緊密聯絡論辯的具體內容，即強調在思維的邏輯之外存在客觀真理，而思維的邏輯只是人們獲得對這些客觀真理認識的工具。這一特點正是墨子邏輯學的長處。由此，在《墨子。小取》篇中，墨子開宗明義，明確提出了墨辯邏輯的六大任務。&ldo;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rdo; 這裡，墨子將明是非，審治亂，別同異，察名實，處利害，決嫌疑作為墨辯邏輯的目的。墨子說：&ldo;辯，爭彼也;辯勝，當也。&rdo; &ldo;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rdo; 爭彼就是討論認識物件的是非問題，是是是，非是非，確定此是彼非或彼是此非，這正是論辯的任務和目的。墨子反對以非為是，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詭辯術。例如，墨子在《墨子。兼愛》篇中，首先明確區分了&ldo;兼&rdo;與&ldo;別&rdo;的差別，確定了各自的規定性，然後論證了&ldo;兼&rdo;之所以為是，&ldo;別&rdo;之所以為非的道理，最後得出了兼以易別的結論。這個明&ldo;兼&rdo;別之是非的論辯過程，正是&ldo;明是非&rdo;的一個典型例子。
墨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社會動盪的亂世，探索治國安邦的方略和措施成為各派思想家的熱門話題。墨子是一個以救世濟民為己任的思想家，因而國家的治亂，百姓的安危是墨子極為注重的問題。墨子應用邏輯的武器，分析治、亂之根源，論證去亂致治的原則。墨子用類比推理的方法論證了，兼相愛，別相惡是治國安民的根本措施。&ldo;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視人之家若其家，誰亂?視人之國若其國，誰攻?&rdo; 在認識外界事物的科學活動中，同異之分是獲取經驗知識的第一步。大小、顏色、重量等外觀同異，結構、質地的同異都是正確認識事物本質的根據。在《墨子。經上》篇中，墨子具體規定了四種同和四種異，&ldo;同：重、體、合、類。&rdo;&ldo;異：二、不體、不合、不類。&rdo;在《墨子。大取》篇中，又進一步把同分為十種：重同、具同、連同、丘同、鮒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對事物表象的分析和分類，為對事物的科學定義奠定了基礎。例如，墨子關於時間、空間、點、線、面、體、有窮、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