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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潘漢年還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和宋慶齡的引薦，同國民黨的頭麵人物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等進行了廣泛接觸。
此外，潘漢年還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透過各種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共產黨員名單，奉命同國民黨當局就釋放政治犯問題進行交涉。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使許多長期被關押而倖存下來的黨員幹部獲釋，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崗位。
抗日戰爭爆發後，潘漢年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同國民黨上海地方當局公開打交道，衝破國民黨的阻撓，迫使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及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並創辦了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在此期間，潘漢年站在抗日救亡宣傳的第一線，寫了許多政論文章，著重宣傳共產黨發動民眾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批判國民黨壓制民眾運動的片面抗戰路線;闡明共產黨堅決抗戰的路線，批判國民黨妥協投降政策;宣傳共產黨的對外方針，批評國民黨片面親英美和依賴國際調停的外交政策;廣泛宣傳八路軍的抗日遊擊戰爭，努力爭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ldo;八一三&rdo;抗戰期間，應國民黨將領陳誠、張發奎和羅卓英的要求，在潘漢年等人的組織領導下，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團派進國民黨的一些軍隊，擔任宣傳、組織和救護工作。以後，他又陸續組織了一些同志到國民黨的其他軍隊中去開展工作，擴大了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淪陷前夕，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博古、潘漢年和劉曉，對上海淪陷後黨的工作作了佈置。12月25日，潘漢年在安排佈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後，與夏衍一起，乘船撤離上海去香港。
六
從上海到香港後，在長達七年時間裡，潘漢年在香港、廣州、武漢、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和淪陷區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當時，黨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作為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的代表，並負責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漢年的領導下，繼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共同努力，團結大批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把他們捐獻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救護車、醫療器械、藥品和其他物資，透過武漢、重慶及時轉運到各抗日根據地;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大力支援堅持在敵後艱苦抗戰的瓊崖遊擊隊、東江遊擊隊;他們在港澳同胞、國外僑胞和上層愛國人士中積極開展工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還結交了許多國際友人，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他們利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的有利形勢，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使香港成為黨的對國內外宣傳和聯絡的一個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間，廖承志、潘漢年還經常一起去廣州從事黨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漢年曾在廣州會見各抗日青年團體、進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團體的負責人，熱情坦誠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闡述黨的方針政策、中國革命的戰略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救亡日報》從上海遷到廣州出版後，受到廖承志和潘漢年的關心。他們每次從香港到廣州，都要到救亡日報社去，給報社的同志談抗戰形勢和黨的政策，瞭解報社的工作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潘漢年到香港後不久，曾到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過兩個月。1938年1月7日，他從廣州起程去武漢。行前，會見了廣州《救亡日報》記者，闡述了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1月9日，潘漢年曾出席正在籌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