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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雍正十年是個多事之秋。尤其對海關監督祖秉圭來說，因和洋貨行中的一個行商陳芳觀不合，鬧出許多事端來，眼下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效率雖高，自己還是沒有親自來主持這丈量船隻的儀式，而是派了一個家人，代表他來參加。所以九月十一日將近中午時分，祖秉圭的家人帶著書辦和胥役，到了黃埔，並且登上了停泊在江邊的「瑞典的弗雷德裡克」號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貴族，早年就官居廣西巡撫，所以府中自然有許多家人。所謂家人，大都是滿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他們在內是奴才，在外則是威風凜凜的大管家，經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權力。主人官當大了，也會提拔這種奴才，出去當官。有清一代，許多官至一品、位尊權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比如有名的年大將軍年羹堯，便是一例。粵海關向來和內務府關係密切，所以海關監督，基本上都是滿洲貴族，海關監督的家人統攬關務，代替主人行使職權，也算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連前來貿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洋人使用一個葡萄牙語的單詞pay de casas， 來稱呼海關監督的家人。坎貝爾還特意作了解釋：「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認識，應是一種管家，或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軍官頭目。」這種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這一節，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關監督專用的關部官船，前來黃埔。這種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勢的一條船，雖然不大，但是通體漆成紅色，上有船樓，充分體現了官家的威風和派頭。因為是正規而誇張的儀式，所以這條海關監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時候，從船上轟然響起了一陣炮聲。通常是八響，或者是十六響。
外洋船相應的保商、通譯和買辦，必定提早來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座椅安置停當，海關監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開始上船。上船以後，徑直坐在這把象徵權力和威嚴的座椅上。大人落座以後，這丈量船隻的儀式，算是開始了。他手下的胥役，就會在通譯的幫助下，對船進行測量。這種方法，說來也算簡單，無非是量出大船的長度和寬度。長度是前桅到後桅之間的距離；寬度是中桅，或者說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體的整個寬度。兩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個數值；然後根據這個數值，來確定這條船，應該屬於幾等船，以此徵收外洋船的固定稅。這種固定稅，粵海關稱為「船鈔」。粵海關按照前朝「丈抽」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從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數值單位的稅率各不相同。前後桅之間長度乘船寬除十，得出的數值，超過154。當屬於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該交的固定稅，不超過紋銀八百八十兩。丈量以後，海關監督衙門的書辦登記在案；自有外洋船的保商，負責外洋船繳納這筆「船鈔」之稅。
船不大，過程也簡單，這丈量船隻儀式的第一個專案，大概花不了多少時間。丈量完畢，海關監督大人或者是他的家人，開始向外洋船的大班們贈送禮物。禮物通常是兩頭牛，幾甕酒，有時還有幾束花。牛和酒，從來是中國人用來犒賞軍隊的必備之物。明朝制度，凡是外國來朝貢的人，也用這犒勞軍隊的「牛酒」，進行招待。這裡用牛酒招待遠客，完全是一種慰勞的意義。清朝開海貿易，在沿用了明朝丈量船隻儀式的同時，也沿用了「饗以牛酒」的傳統習俗。但是明朝的時候，招待外國貢使，非常實在，每人每天供應半斤肉，半瓶酒，一斤米，以及若干蔬菜。但是在雍正十年，這種「饗以牛酒」，卻完全是象徵性的了。
「饗以牛酒」，從名義上講，是海關監督代表皇上，「御賜」給外夷的禮物。正是因為這是「御賜」之物，所以要把這丈量船隻的儀式，搞得花團錦簇，隆重熱烈。但是明朝的做法，是大包大攬，你外邦小國到我天朝上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