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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交戰及堯、舜所都之涿鹿，實在彭城，《世本》。與今稱為馬來，古稱為越人者密邇。其爭鬥蓋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則以之為奴隸，故彼族斷髮文身之飾，在吾族則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儕之異族。苗民之所以見稱為酷虐者以此。古所謂刑者，必以兵刃虧人體至於不可復屬，此其始皆用諸戰陳，施諸異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蓋以施諸異族者，及本族也。黃帝，書稱其清問下民，亦侯之門仁義存耳，其所恃以自養者，恐亦無以異於三苗也。此吾國之奴隸社會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澤，水利饒而水患亦深，共工、鯀、禹，仍世以治水為務，共工與鯀皆蒙惡名，而禹獨擅美譽，非其治水之術，果有以大異於前人也。自夏以後，吾族蓋稍西遷？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遷而水災澹焉，則以為神禹之功雲爾。出沮澤之地，人蒼莽之區，不務力耕，惟求遠跡，則於所征服之民，但使輸稅賦而止，夏后氏之貢法是也。貢之名，乃取諸異部族者，與取諸本部族之稅賦大異，夏后氏之貢，實以稅而蒙貢名，蓋初施諸來服之異部族，後雖入居其部，征服者與所征服者，已合為一，而其法仍未變也。至此，則向恃奴隸之耕作以為養者，一變而衣食於農奴之租稅矣。此吾國之封建社會也。自夏至於西周，此局蓋未大變？故尚論者多以三代並稱焉。孔子稱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必有所據。禮即法，惟俗相類，故禮相類，惟社會之組織相類，故俗相類也。東周以降，種殖、製造之技蓋日精，通工易事之風亦益盛，則斯民之生計漸舒，戶口日增，墾拓日廣，道途日闢，風尚日同，則可以興大師，則可以造利兵，則可以遠徵，則可以久駐。所征服之國能供億也。吳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會也。生事之演進，無一非軍事、政事之先驅，而統一之業，與資本之昌駢進矣。然以吾國疆域之廣，水陸程途之修阻，風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幾，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驁者，蓋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樞失馭，則紛然並起而圖割據矣，此州郡藩鎮之禍所由來也，瘠土之民，脫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奪之，勢也。吾國東南臨海，大軍不能飛越，西南則山嶺崎嶇，處其間者不能合大群，亦無由成為強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資鍛練，又平夷有利驅馳，每為侵掠者所根據，而河、湟、青海之間，亦其次也。爭戰必資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敵，漢、唐盛時，所以能威稜遠憺者以此，然自來操政治之權者，多荒淫而無遠慮，睹異族之臣服，則苟利一時之休息，而不暇維萬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賦役，恣虐使也，如後漢之苦役降羌，晉世幷州多以匈奴為佃客，且掠賣胡羯為奴婢是也。則使之入居塞內；而風塵有警，又驅其人以為兵；於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項之禍所由來也。孔子所謂大同，即古共產之世也，其和親康樂無論矣。封建之世，黷武之族，雖坐役殖產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誅求者，亦稅賦力役而已，於所征服之族社會固有之組織，未嘗加以破壞也。以力脅奪，所得究屬有限，而歷時稍久，且將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漸進於文明，故封建之世，社會之規制，尚未至於大壞，猶之人體，雖有寄生之蟲，猶未至於甚病，故孔子稱為小康也。至資本主義既昌，則昔時之分職，悉成為獲利之彰，盡墮壞於無形之中，社會遂變而為無組織，而民之生其間者苦矣。東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劌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蓋由於此。然斯時之社會，其體段則既大矣，其情狀則既隱曲而難明矣，而生其間者，利害又相齟齬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於豫期之外，而事變之來，又多不可捉摸，則安得不視社會為無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務抑壓一己，以求與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與東漢之間，實為古今一大界。魏、晉以後之釋、老，宋、明兩代之理學，實改造社會之義既湮，人類再求所以自處，而再敗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