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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hongse恐怖” 天翻地覆親痛煞（三）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麼搞？劉少奇說他“不曉得”；*、周恩來等說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我們則更是“狗咬刺蝟”——不知如何下口。怎麼辦？我們只有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怎麼跟？只能是毛主席怎麼指示，兩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怎麼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如何說，就照貓畫虎地去做。九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我們就組織兵團戰士參加“海港大會戰”（同碼頭工人一起裝船卸貨）；九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掌握鬥爭大方向》，我們聯合全市造反派紅衛兵聲討興海市最大“走資派”——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好秋收》，剛剛為搶救危重病人獻了二百毫升血的我就帶隊下鄉參加秋收，累得昏倒在田埂上；十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學習毛澤東思想必須認真地學，刻苦地學》，我們立即組織“講用會”，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新高潮……事情千頭萬緒，問題成堆成串，我們每天像被鞭子抽打著的陀螺樣不停地旋轉，旋轉……不過，鬥爭的大方向我們是時刻不會忘記的——我們念念不忘“把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說我們的眼睛一直盯著基層單位最大的權力機關、最高的領導者。全中國基層黨組織、負責人幾乎都如出一轍地“壓制了群眾”、“打擊了革命派”，都不同程度地實行了“白色恐怖”，因而也就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了衝擊。因此，神州大地到處硝煙瀰漫。此時大多數群眾、幹部還是保黨委的，“造反派”想了解、落實一個問題常常是很不容易的。有時我們院內校外連跑幾天，都拿不到一份兒可以寫張有“分量的”大字報的材料。所以，在當時，我們的身體和精神的負荷都是空前的、超限的。但我們毫無怨言，也無半點兒懈怠。那時候我們真是將個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別的不論，單說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檢閱一事，即可見一斑。當時，有哪一個紅衛兵，有哪一個中國人不想見見毛主席？那是怎樣的榮耀，怎樣的驕傲，怎樣的幸福的一件事啊！人們會握住跟毛主席握過手的人的手，又哭、又笑、又蹦、又跳，那心是痴迷的，那情是瘋狂的。我何嘗不是？林書梅又何嘗不是？還有許多同學也何嘗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和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兩次接見紅衛兵後，全國各地紅衛兵紛紛到地方黨委請願，他們得不到答覆就坐在機關門外不走，即所謂的靜坐。於是九月五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北京參觀文化革命運動的通知》。於是各地紅衛兵相繼進京。開始還有組織、有計劃、分期分批，後來管束不住了，誰有本事擠上火車誰就去了。實際上，當時進京也並非是件很享受的事情，當然除了見毛主席滿足夙願這一層。車廂裡擁塞、燥熱、憋悶、煩渴、飢餓、疲勞、睏倦、空氣汙濁的感覺好受嗎？裝在沙丁魚罐頭裡的沙丁魚好受嗎？聽說有年紀小的紅衛兵就死在了路途中。然而，他們以最大的毅力忍耐著，他們的覺悟還是很高的，他們真的是想去見毛主席和參觀首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遊山玩水的也不是絕無僅有。不過，到後來，全國大串聯開始，確實有很多紅衛兵借“革命”之名，行“遊山玩水”之實了。他們既辜負了毛主席的期望，也冤枉鐵道部門承擔巨大壓力騰出列車、疏通道路和各級地方組織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接待了。至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最後一次檢閱紅衛兵，前後八次共接見紅衛兵和師生一千一百萬之多！ 而我和林書梅等幾名同學因為忙於學校的“運動”，始終未能脫開身去見一見毛主席，更勿說到哪裡去玩一玩了。這件事是我們終生的遺憾。啊，不，不是“遺憾”，而是懊惱和悔恨——早知我們積極投身運動的結果是如此這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