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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的李伯伯就講了出來：“停課鬧革命怎麼行呢？這樣會不會耽誤了孩子呀？”就這麼一句話，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現代人不能理解，我們這些過來人回頭去想去看當年的那些事，也弄不清白了。那是個特殊的年代，生活著一群特殊的人。他們政治嗅覺極其敏銳。有一星半點兒異味，就能放大數倍、數十甚至數萬倍；眼睛異常明亮，而且具有放大、透視功能，彷彿戴著有X光的放大鏡、顯微鏡。例如：某報紙報道某地發現某日用品的商標是“反動標語”，立即全國各地很多人分別發現了很多個類似“反動標語”。李伯伯被剃了個半陰關陽的鬼頭，拉著遊街，然後就關進“牛棚”。不久，他行為語言出現了異常，“群眾專政隊”領導認為他裝瘋賣傻。要麼說他認罪態度不端正，組織人批判鬥爭，要麼拳腳加之。接下來的事情可想而知，李伯伯“精神分裂”了，而且延誤治療，未能全愈。現在他病情穩定期也恍恍惚惚，喃喃自語，他自己說話小聲小氣，外人若對他大聲說話，他即刻立正、彎腰、低頭，一副標準的“認罪”姿式；他自己家人一旦高聲，他馬上告誡：“小聲點兒！”因而他再也沒能重返講臺，提前退了休。上個月，李伯母一個沒注意，李伯伯自己遛了出去。碰巧他看見一女青年被一騎腳踏車的毛頭小子撞倒在地，而那個小夥子不管不顧，沒事人一樣，揚長而去。他慌忙停下自己的腳踏車去扶那個倒在地上的女青年。不料那個女青年賴在地下不起來，還死抓住他的衣裳不鬆手，說是他把她撞倒了，撞壞了。他極力分辨但聲音很小，似乎理屈的樣子。那女青年就更咬定不放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都指責他。警察過來了，也訓斥他。命令他送女青年去看病。他大喊（這次他不是小聲了，從此也再不小聲了）：“冤枉！”。可是，任他怎麼喊，沒人證明他冤枉。這樣，他就必須負責賠償女青年的損失（衣服撕壞——那可是高階的時裝、皮肉破裂傷），總共五百元。他口袋全都掏光也湊不上十元錢，警察把他帶到派出所，通知家裡拿錢領人。那天，李伯伯不吃不喝，不睡不息，把家裡的《字典》、《詞典》都翻遍了，左一遍右一遍地翻、查，口中不停地叨唸：“怎麼沒有呢？怎麼沒有呢？”家裡人問他找什麼？他說他要查“道”、“道德”、“道理”。第二天，他上新華書店買回《辭海》、《辭源》，又一頁一頁地右一遍左一遍地翻、查，口中仍然一個勁地嘀咕：“沒有！沒有！還是沒有！”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裡整整三天三夜，最後把那些《字典》、《詞典》、《辭典》、《辭海》、《辭源》，一根火柴全點燃了。火燒得很大，若不是李伯母及時發現，全家人奮力撲救，非鬧成火災不可。李伯伯卻在一邊拍手大笑：“好哇！好哇！沒有了好！沒有了乾淨！道德沒了！道理沒了！道沒了！好哇！好……”
就這樣，李伯伯這些日子就得經常打針了。
一般情況下，我都主動到李伯伯家去看他，但是也有忘記的時候，就像今天。
此刻我真應該感謝李伯伯——此刻是他拯救我於水火了。
七 天降狂飆 一代鬥士紅衛兵（一）
1990年4月25日 星期三 天氣多雲
自中午接到林書梅從大洋彼岸的來信後，她那張《水滸傳》中宋江眼裡的九天玄女般的“天然妙目，正大仙容”的臉龐就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動。在一九六七年夏，那個可怕的黑色的日子，我們分了手，就沒有再見過面，不久，資訊也斷絕了。這次林書梅是從海外的醫學雜誌上看到了我的名字，立刻寫信過來。
林書梅與我是大學校友，長我四歲，高我二屆，原來並不認識，彼此連姓名都不知道。只是有時在學生食堂就餐時照過面，互相打量兩眼（在我是因為她相貌出眾，她說以前注意我是因為覺得我超拔不群），我們結緣於那場“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