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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頌平之所以摘錄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對徐氏前後判若兩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ldo;人為何物&rdo;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適病癒出院，暫住福州街療養。老年胡適的生命已邁入衰朽之坎，即將燈熄香滅，萬事皆休。
在夕陽西下、餘暉殘照的生命盡處，給予胡適心靈慰藉的，已不是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對其恩譽並隆的禮遇，更不是他追尋了大半輩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個&ldo;天外來客&rdo;神會和尚，而是入住臺大醫院期間的病友‐‐梅貽琦。世人沒有想到，兩位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大學校長、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幾十個年頭，足跡踏遍千山萬水，歷盡九九八十一難之後，於人生的晚年，竟有這樣的機緣得以在臺灣孤島的醫院裡相聚，並有難得的空閒拋棄一切雜務，執手言談，話古論今，憶往事，思未來，以淡泊、寧靜的心境參悟現實人生，並相互撫慰著對方心靈的悲傷與苦痛。如此人生際遇，實在是胡、梅二人預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於梅貽琦不善張揚和沉悶寡言的稟性，在時人和後世研究者眼裡，梅氏於奔往&ldo;田橫之島&rdo;的路途中，離開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適當年的逃離又多了幾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內情和謎團一直不為外界所知，直到幾十年後才逐漸浮出水面並變得清晰起來，梅氏遼闊的胸襟與恪盡職守的處世風範，也才讓更多的國人仰慕追思，永懷繾綣。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1）
[1]《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的開幕詞》，轉引李權興《胡適與唐山》，載&ldo;學說連線&rdo;網站2008年11月5日）。
[3]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胡適之先生的幾封信》，載臺北《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紀80年代始，學術界開始反思批胡運動並重新評價胡適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貢獻，如當年批胡的幹將蔡尚思說：&ldo;解放後批胡適，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書。有的連他對白話文的貢獻也否定。我也寫了一篇，顧頡剛也寫了一篇，這個是事實，&l;左&r;了。&rdo;［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蔡尚思談胡適》（1982年4月12日上午於復旦大學蔡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說沈從文所言胡適不敢搞中國文化史似符合事實，因文化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書舊籍加上西洋的觀念來敘述一番，但物質就沒有那麼容易，特別遠古與上古時代的物質文化，到了胡適時代非依賴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適對考古和古文字則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樣的文化史確是胡適很難勝任的。至於《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遲遲沒有寫出來，確有其事並曾遭到一些人的誤解，甚至遭到胡適對立面的嘲諷。由北京大學轉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黃侃老夫子，在課堂上談到胡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說道：&ldo;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rdo;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ldo;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rdo;學生們大笑不已。
儘管有這樣的誤解與諷刺，但成為&ldo;太監&rdo;的真正的原因，自是與胡適社會活動太多沒有寫作時間有關，絕非沈從文說的被馮友蘭嚇倒。與此相反的是，胡適壓根就沒把馮氏的著作放在眼裡，且有惡評。1930年，馮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