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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次&ldo;沒齒難忘的失策&rdo;,傅斯年耿耿於懷,李濟後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也在非正式場合告訴對方&ldo;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要拿別人當傻子&rdo;云云,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討伐。
儘管如此,傅斯年對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給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事前傅斯年和胡適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都有郭沫若的大名。當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開評議會會議,討論院士候選人名單,時傅斯年赴美就醫,史語所由代理所長夏鼐出席,夏據理力爭,最後以多數票透過郭沫若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當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選出第一屆院士和9月舉行院士大會時,郭沫若已由國統區轉移到香港,即將於中共陣營中發跡,自是不把這個院士稱號放在眼裡了,此為後話。
與李濟大不相同的是,董作賓由於深受郭沫若&ldo;鑿破鴻蒙&rdo;、&ldo;拍案叫絕&rdo;、&ldo;高誼&rdo;與&ldo;卓識&rdo;等吹捧的刺激,雖預設傅斯年&ldo;嚴禁資料外洩&rdo;的&ldo;家法&rdo;與&ldo;鐵律&rdo;,但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難以忘懷。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兩黨的關係趨於緩和,郭沫若結束了流亡生活,拋別了日本老婆和孩子,隻身一人自日本返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此時,已隨史語所遷往南溪李莊的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訊息,主動去信與之聯絡,等待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在苦苦等了近兩年之後,機會終於來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託,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並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適此機會,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ldo;二堂&rdo;的歷史性會晤。
據董氏後來對李莊的同事說,二人見面後,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不亦樂乎。郭沫若除設宴款待外,還借著酒興當場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徵屍方,帝乙帝辛費考慮。
萬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
詩中的屍方是殷墟卜辭中記載的一個方國的名字,帝乙、帝辛則是晚商王朝的兩位國王。此處郭沫若意在表達董作賓在甲骨文的考釋和研究上,已遠遠超過了聲名顯赫的一代宗師王國維。如此一番吹捧,卻令把酒臨風、已有些醉意的董作賓覺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頭腦又暈眩恍惚起來,把郭沫若當做一世英豪與鐵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館,董作賓借著酒勁,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贈絕句》一首,對郭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表示了自己將繼續為甲骨學事業奮鬥不息的決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24]立廠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並存於人世,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
三十一年春,訪沫若於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戰之役,餘則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鑽研而為餘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25]
此時的董作賓只顧得與郭沫若握手言歡,揮墨題跋與擱筆太息,竟把自己來重慶的職責和任務忘得一乾二淨。在李莊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為光火,在給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葉企孫的信中,滿含怨氣地說道:&ldo;彥堂此行,旨在可謂場鬧之至。弟初以藥未至,遂言不去,繼得藥至,頗有去意。如去,則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