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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外之意。胡適每受人稱許，就要下決心努力以副其望，而且他又善假於物。後來胡適說得更多的，就是為中國再造文明。但他心裡，仍認為造人更重要。兩年後他在給許怡蓀的信中說：「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他希望「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胡適在同一年送任鴻雋的詩中仍說：「救國千萬事，造人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13]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認為有百十個像他和任鴻雋那樣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國，其精英觀念是明顯的。在這首詩中，胡適也指出，「眼裡新少年，輕薄不可靠」，所說的即是那些「數典忘祖」的留學生。他們既然連中文都不通不會，實際上也不能輸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國語國文教學著書，「則其所學，雖極高深精微，於莽莽國人，有何益乎？其影響所及，終不能出一課堂之外也。」這些人學問再高深，也不能「傳其學於國人，僅能作一外國文教員以終身耳」。又能輸入多少文明，又能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多大益處呢！而胡適自己就不一樣了，因為他是能以中文作文的。所以，胡適強調，中國之教育，必須「以國內教育為主，而以國外留學為振興國內教育之預備」（《非留學篇》）。

胡適因而進一步提出「教育救國」的大目標。他認為中國「今日處新舊過渡青黃不接之秋，第一急務，在於為中國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為已到不得不為的境地。「吾國居今日而欲與歐美各國爭存於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適指出：「吾國之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中國今日既然處在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則在造新文明時，既不能「盡去其舊而惟新是謀」，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遺其精神」。必須「先周知我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須知人與我相異之處果何在，然後可以取他人所長，補我所不足；折衷新舊，貫通東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只有這樣，中國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之一日」（《非留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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