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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從小在母親培養下早已具不撓不屈之精神，故其主要的預備，實際是在第三點上。

同時，胡適在「率性」與「作聖」之間的遊移，也涉及他究竟是要做一個通才還是一個專家。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特別是在他完成本科學業之後。1914年初他已在自省近來讀書「多所涉獵而不專精，泛濫無方而無所專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可以用世，可以欺人而無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後此宜痛改之」。觀此可知胡適讀書的近期目的或在「爭名」，而長遠目的是用世益人，故對於自己的不能專精似深有所痛。但到那年的11月，他又在提倡「博」，因為「專」就像「終身守一物，雖有所成，譬之能行之書廚，無有生趣矣」。他認為中國學者多是往專精一面發展，於所學之外幾乎「一物不知，此大害也」。這一點胡適曾屢向他人言及，但效果不佳。這裡所透露的，不僅要博，還要變，即不擬「終身守一物」。要講「生趣」，當然是想「率性」了。但胡適的思想始終在搖擺，到1915年2月，他又發現自己終「失之淺」，故「不可不以高深矯正之」。不過，這次他已認為博與精應「相輔而行」。[29]

博與精應「相輔而行」，透露出胡適在這方面也有魚與熊掌俱得之意。1915年2月18日，他在日記中主張「須有博大高深之學問」，並決定自己「讀書以哲學為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雖已有中堅，仍圖博覽。此時已是既博大又高深了。但魚與熊掌俱得究竟不容易，到那年5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說：「吾騖外太甚，其失在於膚淺。今當以專一矯正之。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不知此謬想也。吾讀書十餘年，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吾所不能，人其舍諸？」故他決定「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以此為擇定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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