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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學者。有人或以為，那一定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其實，那時候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極大的幾位人物如嚴復、康有為、章炳麟、梁啟超等均還健在，其中年齡最小而影響最大的梁啟超不過四十多歲，決不可說是時無英雄。但是，正如餘英時師指出的，「以思想影響而言，他們顯然都已進入『功成身退』的階段，不再活躍在第一線了。」故此，餘先生以為，胡適的「暴得大名」，就是因為「中國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1]
胡適自己在回國的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寫了一篇《歸國雜感》，以上海大舞臺為「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指出：在臺上支撐場面的「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換言之，這麼多年中國並沒有造出什麼「新角色」。[2]但是，1918年前的一二十年是中國變化最大的一段時間：政治舞臺上的新角色層出不窮，正是典型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局面；思想界其實也是新人輩出，但新人中確實沒有能像梁啟超那樣一呼百應的時代人物。特別是民國建立之後的那幾年，可以說政治變化的高潮恰伴隨著思想變化的低潮。用胡適的話說，就是「政治走到文化前頭去了」。這樣一種政治發展與思想發展的時段錯位，應該引起學人的進一步重視。新人輩出而又不能一呼百應，提示著一種存在問題又尚未解答的時代需要。
過去歐陽竟無讀佛教俱舍，三年而不能通。後得沈曾植指點，尋找俱舍前後左右之書讀之，三月乃燦然明俱舍之意。蒙文通曾以此為例，強調讀書當「自前後左右之書比較研讀，則異同自見，大義頓顯」。[3]西人近些年也提倡這種讀書方法，且發展出各種系統的理論，專講文字（text）和語境（ntext）的互動關係。[4]前後左右之書即在一定程度上構成語境；語境一明，文字的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廣義地看，胡適的一生也可視為一文字。要了解胡適，必須將其放入其時代語境之中參照考察。而且，只有弄明白鬍適得名之前中國思想界處於何種狀態，才能瞭解胡適何以能一舉成為士林之首。故我們要觀察和理解胡適及其時代，又不可不先對產生那些「二十年前的舊角色」的語境認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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