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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講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時，通常傾向於將其說成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其實若細察時人之意，恐怕其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學為用」之上。而且，不僅梁啟超、張之洞等人是如此，就是那些以西學比附中學之人，許多也是為了「投合吾國好古之心，而翼其說之行」。[33]蓋主張變法之人，不過要學習西方，並無廢棄中學之意。惟守舊之人對此不甚瞭解。張之洞將體用之關係講明，正可釋反對派之心結。實際上，如果沒有學習西方的時代需要，中學為體恐怕根本就不會成為士人所考慮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中體西用」這一體系之中，「中體」雖置於「西用」（有無引號是否需要統一？［統一加引號］）之前；但從其產生的歷史看，「中體」實在「西用」之後。

具體言之，《勸學篇》中講「西學為用」的篇幅即多於講「中學為體」者。張氏並在序中明言，中學也以「致用為要」。可知全篇都重在一個「用」字上。再參之以1902年張之洞與劉坤一合奏的「變法三疏」，其目的和重心就昭然若揭了。言用而必言西，實已暗示中學至少在當下已無多大用處。更重要的是，張氏又發揮其旨意說，如今言西學，「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在往西走的路上又進了一大步。中學既以致用為要，西學復以西政為要，則「中體西用」這一體系之中的「中體」實已被「西用」挖了牆腳。張氏所欲堅持者，唯中國文化之基本價值觀念也。其餘一切，大約均可不同程度地「西化」。

問題在於，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價值觀念之上的。要將其用之於中國而又要不改變中國的基本價值觀念，這是一個極難處理的問題。嚴復已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902年駁斥「中體西用」這一提法時指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34]嚴復此時之意，頗接近後來的「全盤西化」，此不詳論。從根本上看，這是一個文化體系究竟是否可分的問題。

從魏源到梁啟超那許多中國士人都傾向於認為文化體系是可分的，故有可能接受或採納異文化的某些部分並整合進自己的文化之中。從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以來，許多中國士人一直在尋找一個中西文化之間的會接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正是這一觀唸的典型表達。而且，文化可分論也是中國士人藉以避開認同問題的實際理論依據。中國士人可以接受許多西方東西而不覺十分於心不安，仍能保持其中國認同，就是有文化可分論作基礎。清季士人講西學源出中國也好，講「中體西用」也好，多半都是在保持中國認同的基礎上，為引進西方文化找依據。

但是，19世紀的西方傳教士基本是主張文化體系是完整不可分的（這當然與基督教一神獨尊的排他性相關聯）。他們以為，對異文化要麼整體接受，要麼全盤拒斥，沒有什麼中間立場。即其所謂：「欲求吾道之興，必先求彼教之毀。」[35]因此，對中國士人來說，學習西方頗有點不歸路的意味。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近代中國人學西方真可說是「邯鄲學步，反失其故」。而之所以失了自己的「故」，原因固然甚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人所堅持的文化整體論。要學習異文化，必同時摒棄己文化。兩者不能妥協，也就談不上什麼會接了。

馮友蘭說：「清末人本以為西洋人是野蠻底，其所以能蠻橫者，純靠其有蠻力。對於有蠻力者之蠻橫，亦只可以蠻力應付之……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部分是由於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36]但是，中國人既然開始注重力而擱置自以為所長的理，實際上已開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方式。其早年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覺得與「夷人」不可以理喻，不得不講求力，還是降而求其次的意思。到同治年間辦洋務求自強，主張「破華夷之界」，雖仍未離師夷長技的思路，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