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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前引他對傳教士價值的界定——「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
這種使命感使胡適有意無意中不得不抑制他自己持有的許多觀念。當他有意識地在中國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社會角色，努力要提供新觀點和批判精神時，他會發現，有時他不得不犧牲那些與「新觀點」衝突的自己原有的觀點；他批判精神的鋒芒所向，有時會直指他本來想儲存的事物。為了維持心理和個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適不得不時時做出調整。如他本想昌明國學，在其文學革命的「誓詩」中，原是要「收他臭腐，還我神奇」，卻不得不以「整理國故」出之，更詮釋為「打鬼」，要「化神奇為臭腐」（詳後）。
結果，胡適每給自己找到一個新的社會角色，都增強了他「超我」一面對「本我」的壓力，也就加劇了他內心的緊張。胡適承認其「好名」，所以能愛惜羽毛。對他這樣的人來說，「超我」的壓力雖無形卻甚大。正如陳源所說，他給自己創造出了「一個特殊的地位」。[32]胡適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適」，他就不得不說那個「胡適」應該說的話，做那個「胡適」應該做的事。
同時，帶著使命感返國的胡適會發現，他在中國社會扮演「外國傳教士」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這社會中就越像一個「外國的」傳教士：他帶來的「新」，是對立於既存之「舊」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所針對的「漠然無動於衷」，也是本土的。他引進的觀點和精神可能逐漸為國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卻會因為太像外國人而疏離於他的祖國和同胞。正像在華傳教士一力傳播西學而終被漸成勢力的西學大潮驅趕到邊緣一樣，如果一個啟蒙者同時也是外來者，則啟蒙見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歷史使命完結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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