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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句話，胡適早幾年在自己的日記中譯為「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後來他心態漸趨平和，乃將此語更淺白也更謙和地翻譯為「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他認為此語「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2]如今在這個場合念出來，既是對聽眾講，恐怕也是說給太炎先生聽的。而且他特別用章太炎不長的英文念出，刻意體現新回來的「我們」與既存之「你們」的區別。
這位青年留學生胡適，就是本書的傳主。他的歸國，將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同」呢？
我們先看看胡適自己的定位和認知。在考慮歸國問題時，胡適對自己將要在祖國扮演的社會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識。他在留學時寫的《非留學篇》中曾說：「吾國今日所處，為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而中西新舊兩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學即「過渡之舟楫也」。[3]則作為留學生的胡適，此一「過渡」即為他當然的志業。
這樣看來，胡適要扮演的角色是頗具宗教使命感。他在論述傳教士在華機會時曾說：「傳教士的真正價值，在於外國傳教士就像一個歸國留學生一樣，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觀點，一種批判的精神。這樣的觀點和精神，是一個對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漸習以為常、漠然無動於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運動所絕對必須的。」[4]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胡適後來也曾把儒家描繪為「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擔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他自己解釋說，「吾從周」的「周」，就是「幾千年的古文化逐漸積聚演變的總成績」；而「仁以為己任」就是「把整個人類看作自己的責任」。[5]這看起來更像胡適自己，而不那麼像先秦的儒家，這裡的使命感當然也更多是胡適自己的。
胡適的另一次夫子自道，仍是個「傳教士」，就是他眼中的禪宗七祖：「神會和尚成其革命大業，便是公開的直接的向這聲威顯赫的北派禪宗挑戰。最後終於戰勝北派而受封為『七祖』，並把他的師傅也連帶升為『六祖』。所以神會實在是個大毀滅者，他推翻了北派禪宗；他也是個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禪宗，並作了該宗的真正的開山之祖。」[6]胡適曾在《荷澤大師神會傳》中說，「神會的教義，在當日只是一種革命的武器」，是有「絕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7]這樣幹革命求解放的，實在不像是不爭的佛家弟子，所以更多仍是胡適投射進去的自己。
這位以傳教士自居的留學生，又是一位懷揣著夢想的年輕人。批判精神、改革運動、調和文化、革命武器和解放作用，正像一個個關鍵詞，在在反映出他的意願——他想要改變祖國的現狀，為中國再造文明。這，就是他的夢想。
一
胡適在留學美國時曾說：「夢想作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於一二人之夢想。」所謂夢想，也可以說是烏託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國先秦諸子的長處，就在敢於作烏託邦式的理想。實際上，「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見諸實際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烏託邦式理想，後來都不同程度地實現了。[8]對於相信「自古成功在嘗試」的胡適來說，他一輩子都在「夢想作大事業」，他也的確做到了。
至少從留學時代開始，胡適夢寐以求的就是為祖國造新文明，後來他在《新思潮的意義》中表述為「再造文明」（包括物質與精神），此即他畢生一以貫之的志業。胡適希望「折衷新舊，貫通東西」，[9]對內實行半自由主義半社會主義的新型計劃政治，以解決社會民生的基本問題；復因內政的改良而使列強同意修訂不平等條約，進而解決對外問題，達到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最後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