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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日記，1915年8月29日。

第五章 關懷：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如果說留學七年是胡適「一生思想和志業的定型時期」，他在這段時間究竟選擇了何種志業呢？換言之，他「講學複議政」的打算是為了什麼？如果說胡適選擇的志業是要為中國再造文明，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而最終使中國達到能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那麼，他又形成了什麼樣的思想呢？許多人會說胡適是個自由主義者，終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現代自由主義是毫無疑問的，但胡適在留學期間形成的有系統有特色的思想，則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義。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論上論證中國應有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貫穿在胡適志業和思想裡面的，就是對祖國深摯的愛，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的關懷。而胡適一生，又恰恰對民族主義始終有那麼幾分保留，常常被人稱作西化派。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深具詭論意味的現象？要弄清這一點，不可不對胡適再造文明的志業和他的世界主義進行認真的考察。

一 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

胡適既然立志要做國人的導師，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關懷，就遠遠超過許多留美同學，所以別人才說他「知國內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國內政局的變化，並隨時做出反應。這些反應往往表達了胡適自己的政治觀念，而且反映了潛藏在這些政治觀念背後的思緒，值得略作參考。辛亥革命起，胡適起初擔心國家從此不能統一，想起頭一年所做的《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的語句，以為「竟成語讖」。一年以後，胡適的心情就輕鬆了許多，他從報上看到對他影響甚大的梁啟超歸國，京津人士都很歡迎，「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1]

1912年冬，中國局勢又呈亂象。在中國海關任職甚久的英人濮蘭德恰在美到處遊說，「詆毀吾民國甚至」。胡適「讀之甚憤」，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之。當濮蘭德到康大演說時，胡適當場起來質問，使其頗狼狽。濮蘭德的到處演說也使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感到激憤，群思抵制之方。胡適在康大的學生集會上建議成立一個通訊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消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消除黨見以利國家的和平統一，是胡適對中國政治的一貫思想。1914年11月，他見報載汪精衛等與孫中山約，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開黨禁，赦免革命黨人，甚以為喜，以為這樣「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此事後來得知並不完全準確。但胡適認為解決時局的責任確實主要在政府一面，如果「政府不許愛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而奪其言論出版之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則舍激烈手段外別無他道」。簡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則革命終不能免。」胡適已表明了極強的希望中止內鬥以獲真統一的意願，但其立場基本仍在革命黨人一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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