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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間文字（胡適自己）和語境（胡適所處時代）的微妙互動關係，是本書試圖著力之處。本書初版後，很多讀者都注意到其與很多傳記的寫法不同，如一開始就專闢一章來討論傳主所處的「語境」，便曾使一些評論者感到不習慣。其實，為已成歷史「人物」者寫傳，常不得不如是。勒高夫為路易九世作傳，便「經常中斷對他生平的敘述」，以交代「他在不同時期中所遇到的那些問題」。他謙稱「這些不同時期各有其標誌，它們令歷史學家感到困難」，而自己「試圖把這些困難的性質交代清楚」。[14]實際就是他對這些時代「標誌」的理解與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斷」對傳主的敘述以說明其時代。

三 寫實與寫意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還原其本相，但究竟何為本相或真相，其實不太說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強，以為透過所謂「科學」的研究可以瞭解研究物件到超過其本人的程度。對此我有些存疑。蓋不論什麼外在內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識真面目的可能，每個人大概還是自己最瞭解本人。正因為其瞭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觀努力（或謂遮掩）。研究者能從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難得；進而能對研究物件有所謂「同情之瞭解」，尤大不易。若雲認識其人超過本人，多少有些「以不知為不有」（傅斯年語）的傾向，或不過凸顯研究者的大膽敢言而已。

進而言之，對歷史人物「真相」的把握捕捉，還有一個「形似」還是「神似」的問題。兩者之中，後者更難，即王安石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也。然而不論「形似」還是「神似」，都僅到「似」的程度；能似，就不簡單。對史學來說，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尚難判斷，遑論所謂「真」。在這一前提下，或不妨嘗試先尋求呈現歷史人物的豐富面相，即儘量重建傳主已確立形象之餘的部分；若能於固定的典型「象徵」之外，「旁採史實人情，以為參證」，[15]以「見之於行事」的方式寫實亦兼寫意，重構出傳主人生經歷的豐富，說不定反因此而趨於接近其「本相」。

聞一多在寫杜甫時曾說：

數千年來的祖宗，我們聽見過他們的名字；他們生平的梗概，我們彷彿也知道一點；但是他們的容貌、聲音，他們的性情、思想，他們心靈中的種種隱秘——歡樂和悲哀，神聖的企望，莊嚴的憤慨，以及可笑亦復可愛的弱點或怪癖……我們全是茫然。我們要追念，追念的物件在哪裡？要仰慕，仰慕的目標是什麼？要崇拜，向誰施禮？

由於「看不見祖宗的肖像，便將夢魂中迷離恍惚的，捕風捉影，摹擬出來，聊當瞻拜的物件——那也是沒有辦法的慰情的辦法」。所以，他所描繪的詩人杜甫，雖不敢說「這是真正的杜甫」，卻可以說是他「個人想像中的『詩聖』」。[16]

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解。一方面，往昔的追憶需要一個可知可見的具象，否則難以寄託；另一方面，很多時候我們仰慕和崇拜的憑藉，其實只是一個想像的摹擬物。中國古人對此有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不重偶像（此用其本義），而多以牌位表出，是很典型的「寫意」。但後來終抵擋不住人情的需索（或也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漸出現畫像雕塑一類「寫實」之物，現已基本取牌位而代之了。然而恰因「寫實」物品多系晚出，反蘊涵著較多的想像，未必就比「寫意」的牌位更接近實在。

有時候，「寫實」之物甚至真如聞先生所說，不過是捕捉夢魂中迷離恍惚的影子而已。《夢溪筆談》曾記唐明皇夢鍾馗捉鬼，命畫工吳道子圖之，道子「恍若有睹，立筆圖訖以進」，居然極肖明皇夢中所見，「上大悅，勞之百金」。這就是一個捕夢捉影的「例項」，其作品究竟算是「寫實」還是「寫意」，還真需要費心斟酌。惟夢不易說，說即難免痴人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