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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原名周淑雲，長於北京城南。她性格溫柔，加之喜歡貓，所以街坊鄰里都暱稱她為“貓二小姐”。在我記憶中，母親從來沒有厲言疾色地大聲呵斥過誰，偶爾發次脾氣，也是柔聲細氣。母親當年是“春明女中”的學生，據說是在學校遊藝會上，認識了父親，而且一見鍾情。母親是父親的讀者，很欣賞他的才華，兩人很快便墜入情網。婚後，父親用《詩經》第一章為母親易名“周南”，從此母親就以此名行之於世。
1956年母親不幸得了癌症。雖經過兩次手術而康復希望渺茫。母親之死，對父親的打擊極大。他一度每週去一次母親的墓地，直到暮色蒼茫才回家。自此，父親變得更加不愛說話，總是默默地一個人坐在書房裡，把母親的所有照片掛在床邊，似乎還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他把對母親的思念，都傾瀉於一首首詩詞中。
手澤無多唯紙筆
父親從不穿便服，從我記事起，永遠是一襲長衫。在家裡也沒有任何特殊之處，跟我們吃一樣的飯菜。雖然父親在小說裡塑造的人物個個都鮮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親卻木訥、不善表達，父親畢生都很低調，不喜歡拋頭露面，即使在當時已經大紅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郵局取稿費，郵局小姐看了他的簽名，先是一驚，繼而跟周圍人交頭接耳地嘀咕一陣，惹得郵局裡的人都抬頭看他，把父親看得極窘。出來後，父親對我說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當小說看，實在是件很難堪的事。”
在我看來，父親更了不起的地方，不僅是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更是他的人格修養。父親生前對譭譽非常淡泊，對很多爭論也不予回答。捧也好，罵也好，他從來不置一辭。我們那時年輕氣盛，總希望父親能出面說幾句。父親只是意味深長地說：“書在，就會說話。”他從來不參與任何派別的筆仗，認為只是“徒亂是非”。
父親長期被冠以“鴛鴦蝴蝶派”，這個標籤使外界對他們這一派作家有一種誤解，以為他們都是隻會吟花弄月、不關注社會現實的一群人。這對他們來說是個不公平的評價。何為“鴛鴦蝴蝶派”，一直沒有一個科學定義，而是把那些寫傳統形式小說的人籠統地劃歸這一派。這個定義也很蕪雜，把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都劃為“鴛鴦蝴蝶派”，其實他們的各自特點並不一樣。比如寫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寫了《秋海棠》的秦瘦鷗；被視為“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歲時還說：“別人說我是鴛鴦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麼是‘鴛鴦蝴蝶派’。”
雖然年輕時寫了那麼多作品，但父親後來一直被視為另類，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來就不愛說話的父親更加沉默。我後來感悟到，處於邊緣地位的父親，內心深處一定埋著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涼，他對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應對。
父親在家裡也比較嚴肅，不苟言笑。我對父親的感覺是敬畏多於親近，也許正因為此，童年時他為我講過的《木偶奇遇記》，我銘記終生。但他對妹妹非常疼愛，父親喜歡弄花，唯一允許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我的家籠罩在忐忑不安中，我們兄妹幾個也到外地參加“社教”或“四清”運動，家裡愈發冷清。父親終日呆在書房裡，與他熱愛的《四部備要》為伴。他用已經不大聽使喚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給在外地的兩個妹妹寫信，信上說，因為想念女兒，他竟然半夜哭溼了枕頭？？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中迎來了1967年的春節。這年除夕，父親還拖著病體顫顫巍巍地下跪。那時他好像已經有所意識，在心底一定在對祖母訴說著什麼。過了年，父親可能得了感冒，身體更虛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勸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醫院看病。當晚11點半，我看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