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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過簽定生死合同的礦工，在《世界》裡演過一個揹著黑色提包，來處理二姑娘後事的親戚。這次我覺得他應該變成這個電影的主角。我們兩兄弟少年的時候非常親密。他十###歲以後離開了家，到了煤礦工作，逐漸就疏遠了，但是我知道他內心湧動著所有的感情。每次回家的時候我們話非常少，非常疏遠，非常陌生，就這樣看著偶爾笑一下。想到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就想到他的面孔。我每次看到他的面孔，不說什麼，但我就知道，我為什
麼要一直拍這樣的電影，為什麼十年的時間裡我不願意把攝影機從這樣的面孔前挪走。
我們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個範圍裡面了，以為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世界。其實我們只要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們的親人，就會發現根本不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拍，不能那麼容易將真實世界忘記。
我表弟後來來到劇組，我覺得演得非常好。一開始的時候，我特別擔心他跟很多四川的演員搭戲搭不上來，怕語言有問題。他說，哥，你不用擔心，我聽得懂，我們礦上有很多陝西四川的工人，所以陝西話、四川話我全部能聽得懂。他溝通得確實很好，跟其他當地的演員。特別是拍到他跟他的前妻在江邊聚會的那場戲。他的前妻問他一個問題，16年了，你為什麼這個時候到奉節找我了？我寫的對白是，春天的時候，煤礦出了事情我被壓在底下了，在底下的時候我想，如果能夠活著出來的時候我一定要看看你們，看看孩子。這個方案拍得很好，第一條過了。他拉著我說，能不能再拍，我不願意把這些話說出來。為什麼把這個
理由講出來呢？因為他說在礦裡面什麼樣的情況誰都瞭解，如果講出來，感覺就小了，如果不說出來感覺就大了。
他說得非常好，生活裡面那麼多的事情何必說那麼清楚呢。就好像這部電影其實有很多前因後果，沒必要講那麼清楚。因為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面對這個時代的故事，如果我們有一個情懷，我們就能夠去理解。如果我們能從自己的一個狹小的世界裡面去觀望別人的生活，我們就能夠理解。或許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但我們假裝忘記。當我們一個人的時候，如果我們有一種勇氣，有一種能力去面對的時候，我們能夠理解。或許有時候我們不能面對這樣的生活，面對這樣的電影，這是我們一整代人的懦弱。
但是我覺得，就好像奉節的人，他們把找工作叫做討活路一樣，我們應該有更大的勇氣迎接我們所有的一切，找工作當然是討一個活路。他們不麻木，他們樂觀。我覺得在我拍攝電影的時候體內又開始有一種血性逐漸地感染了自己，燃燒了自己，就會覺得我們有勇氣去面對自己。
接著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女主角趙濤，跟我合作過幾次的女演員，演一個沒有婚姻生活的女性，拍到她跟丈夫做決定的前一夜。原來劇本就寫她是一個人，打磕睡、迷迷糊糊不知道在做什麼。我就用一個紀錄片的方式，我就讓演員坐那兒拍。演員拍了一個多小時，真地坐得很困，很煩燥，慢慢入睡。拍完之後我準備收工，趙濤講，導演你看牆上有一個電扇，分手這樣一個巨大的決定其實沒有那麼容易下，內心那種躁動不安，那種反反覆覆是不是可以透過讓我來吹電扇把四川的潮溼悶熱，把內心的焦灼演出來。我們就拍她吹電扇，她像在舞蹈一樣，拍完之後我覺得是一個普通人的舞蹈，是一個凡人的舞蹈。任何一個街上匆匆走過的女性，她們都有她們的美麗，我覺得也透過演員的一個創造拍到了這種美麗。
之後就是在電影裡面來來往往、分分合合的人，陰晴不定的天氣。一直拍一直拍，拍完之後當我們再從奉節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們整個攝製組都不適應北京的生活。那麼高的人群密度，那麼匆忙的生活，那樣的一個快節奏，好像把特別多的美好，特別多的人情，特別多的回憶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