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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揚鞭催馬送公糧”就行了。不過，大家很快由愕然變為釋然，上繳“皇糧國稅”，千古一律，是老百姓天經地義的事情。你當農民的，不上繳糧食，解放軍吃什麼，誰來保衛國家？工人老大哥吃什麼，誰給你生產農藥、化肥？幹部們吃什麼，誰帶領你走上致富道路？這是人人都能夠想得通的簡單道理。再說，平均分配，一口人才三十二斤，牙縫裡漏下來的就夠了。孫乃社家需要上繳二百二十四斤，不過是兩個“長蟲皮袋”多一點兒，就這麼多糧食，犯不著心疼，拉去交了就是了。
要不是高樓鄉的領導們，早已預測到各家各戶交糧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事先做了周到嚴密的部署，交糧的秩序肯定混亂，千家萬戶擁進了糧站，交不多糧食，也要排上長龍一般的隊伍。英明的領導們預見性很強，把全鄉群眾劃了幾個片，分期分批進站交糧食，雖然仍要排隊，一般的，排不到一天，就可以把糧食交上去了。
上級提倡交公糧，賣餘糧，所以，大家都沒有按照自己分配的任務交糧，而是都多交了一倍以上。拿到交糧條子以後，劉繼安把條子收集起來，交給了村裡，村裡再拿到鄉里進行結算。扣除了鄉統籌、村提留這些五糧三款，分到各家各戶的錢基本上沒有了，大家也不見怪，因為事先已經算好，交上去的糧食，公糧和餘糧折成錢，足夠他們扣了。
剛剛單幹的前幾年，年年豐產，屋裡盛不下了，家家戶戶喜歡把多餘的糧食賣出去。可是，糧站沒有那麼多的倉庫，也裝不下了，國家調撥的速度跟不上形勢發展，上級開始限制收購，嚴格控制群眾上繳糧食的數量，再也不提倡賣餘糧了，這就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賣糧難”。
我們寨子裡的老百姓，沒有多少副業收入，全指望用賣糧食的錢抵頂五糧三款。況且這幾年鄉、村領導學能了，發明的扣錢名目越來越多，除了五糧三款，還有各種“民工建勤以資代勞”啦，“保險”啦，“人防費”和“畜禽防疫”啦等等說不清的專案，累計起來，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再說，賣糧本身，也是群眾幹了一年換成現錢的機會，夏季賣小麥，一季管全年的上繳款，秋季賣糧食，是落到自己腰包裡的。小孩子要上學，年輕人要婚嫁，老年人要下葬，家家都有難唸的經，沒有錢啥事兒都辦不成，不賣餘糧怎麼行？於是，多賣糧的呼聲越來越高。
我們縣裡的崔縣長，冒著政治風險，跑到省裡為民請命，終於要回來了增加公糧收購的指標。分配下來，各家各戶增長了一倍多，老百姓好好地喜歡了一陣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孫乃社寫下了那首詩，###了他長期潛存在心裡的“小農經濟意識”。
毛主席的辯證法真的厲害，他老人家說“壞事變好事，好事變壞事”的規律十分靈驗，又過了兩年，沉重的糧食任務又成了老百姓的負擔。任務上去了，就降不下來了，收成不好時，仍然得上繳那麼多的糧食，老百姓又開始咒罵起那個早已調走的崔縣長來，罵他太缺德，把任務長上去了，一拍屁股就走了，下一任的雖然不姓崔，也是“催命鬼”。到了夏糧徵購的時候，幹群之間形成了相互敵對的關係，一些不願意交那麼多糧食的人，想方設法給領導對賴，讓他們徵收糧款的茬子越來越高，徵收的難度越來越大。
孫乃社把幾年的賬本子擺在一起，算了一筆細賬，終於發現種糧食，不但不賺錢，而且賠錢。精打細算，扣除種子、化肥、農藥，一畝地基本上扯平，所有的勞力投入等於白乾了。於是壓減經濟投入，誰知產量降了下來。孫乃社再也無心寫詩了，開始對那幾個鼓譟上訪的人打心眼裡贊成。後來，“上訪專業戶”劉繼先他們幾個的炮彈，有一些典型的資料，就是孫乃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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