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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使得各地人丁稅大減。清政府為了保證差徭的供應，就&ldo;以亡丁之差加入孑遺之民&rdo;中徵收，這樣貧苦農民更加無力承擔，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為瞭解決這一矛盾，既保證清政府對差徭的徵用，又不過重地加重貧民的負擔，有些地區開始實行&ldo;丁隨糧行&rdo;、&ldo;以田載丁&rdo;等規定，即把丁銀攤入田賦中一起徵收。例如福建的龍溪、漳浦、海澄、詔安等縣，它們把缺額丁銀不是加在現有人丁身上，而是均攤于田土之上。山東濟寧直隸州也實行&ldo;以田載丁&rdo;的辦法，&ldo;必家有地畝，始編其丁，使丁繫於地，地出丁銀，無逃亡代賠之累，亦免小民偏累之苦&rdo;，這樣，&ldo;有地有丁，無地無丁，地多丁多，地少丁少，盡一均平&rdo;，避免了&ldo;派分裡甲之弊&rdo;和&ldo;開報不實之弊&rdo;、&ldo;別籍影射之弊&rdo;和&ldo;濫冒優免之弊&rdo;。這些辦法的試行，為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康熙年間，農民以小規模的運動表達了反對丁稅的強烈願望。浙江寧波農民提出了&ldo;隨地派丁&rdo;的主張，遭到富豪的反對，雙方相持不下，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鬥爭。浙江錢塘的農民，分為三種，有產業的稱為&ldo;鄉丁&rdo;，無產業的稱為&ldo;市丁&rdo;，外來流寓的稱為&ldo;光丁&rdo;，他們各自都要承擔丁徭。光丁無產應徭，承受不起，要求&ldo;從田起丁，人不納丁&rdo;，即計算賦稅時不要把人丁考慮在內。浙江地方官不同意，雙方僵持不下，貧民的鬥爭持續不斷。
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一些地方官員的注意，他們主張改變徭法。學官盛楓明確提出丁銀均入田稅的意見。他說：把一縣的丁銀平均分攤到全縣田畝中，每一畝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貧民則免除供輸，會使國課有保障，官員考成無問題，這是&ldo;窮變通久之道&rdo;。反對丁隨糧辦的官員也十分多，歸善知縣邱家穗講出兩條理由：一是丁隨於糧，將使遊手之人無所管羈；二是窮人富人都是人，都應有徭，攤丁入糧，使貧者躲過，讓富人代他們出丁銀，也是不公平的。他站在富人的立場，堅持丁糧分擔。
在意見不統一情況下，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頒布了&ldo;滋生人丁永不加賦&rdo;的詔令。康熙帝在諭旨中指出：&ldo;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現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各省督撫，將現今錢糧州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rdo;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這條詔令開始在全國實行，均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人丁數字徵徭，此後新增人丁不再承擔丁徭。這項改革，為雍正帝實現攤丁入畝制度創造了條件，即清政府把全國的徵稅人口固定下來，實行攤丁入畝就有了固定的丁稅額，便於向田賦中歸加。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於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弛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
但是，&ldo;滋生人丁永不加賦&rdo;並不能解決賦徭不均的矛盾。它只承認今後滋生的人口不再徵收賦稅了，而現有人口還是要收稅的。貧苦農民現有的丁徭照樣交不出，逃稅現象依然存在，而且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由於人丁的生老病死和流動遷徙是不可避免的、是隨時變化的，如何在具體的民戶中開除舊的丁銀額，增添新的丁銀額就不像以前那麼簡單了；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不斷地重新計算每個人丁應擔負的丁銀額，這既是一項繁複而難度大的工作，也為官吏的貪贓舞弊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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