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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的情況最為嚴重，儘管雍正帝屢屢下旨，仍有再犯之官。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派升任河東總督的田文鏡去嚴行查禁。田文鏡到達山東後雷厲風行地進行清查，對前任巡撫黃炳、蒲臺知縣朱成元等人的收受陋規案情嚴行審理，一一參革了他們。此後，官吏們都意識到了雍正帝的做事風格，送禮和收禮的陋習漸漸變少了。
在取締地方陋規的同時，雍正帝還加強了對中央官員的約束。雍正帝心裡很明白，地方陋規與朝中陋規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朝中官員要收規禮，地方官員便只好向下面收規禮。因此，要想徹底根除陋規，只有追本溯源，從最高層根除才行。以前，戶部在向地方徵收錢糧時，每一千兩稅銀中要加派&ldo;餘平銀&rdo;（指剩餘在銀秤上的，其實就是給主管官員的孝敬銀子）25兩、飯銀7兩。雍正帝意識到這是滋生腐敗的一個源頭，因此在繼位之初就下令減去&ldo;餘平銀&rdo;的十分之一。耗羨歸公後，怡親王允祥建議取消收納繳銀時的&ldo;餘平銀&rdo;，並同時杜絕地方官短交（少交）或以&ldo;潮銀&rdo;（即含銀量少，成色不足的紋銀）抵充足色紋銀的行為。雍正帝覺得這個辦法能有效地制止朝中官員和地方官員私分國家錢糧的圖謀，立即予以批准。
在破除了朝中的加派之風後，雍正帝又把眼光盯在&ldo;部費&rdo;上。所謂&ldo;部費&rdo;就是指各衙門在向吏部陳奏各項事務時，如果不繳納一定的禮金，吏部就不予批准實行。新設立的會考府，本是清理虧空的部門，但有一些人也暗中收取這種&ldo;部費&rdo;。針對這種情況，雍正帝於十二年（1734年）十月諭告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嚴厲禁止賄賂京官。至此，官場送禮之風才被有效地扼制住。
以上破除陋規的行動，是在實行養廉銀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根本目的不是禁止官員發財，但他不允許官員損公肥私和額外發財。養廉銀制度的實施從根本上肅殺了官場的陳規陋習，整頓了吏治。
濫設名目、強收雜費，這是歷朝貪官汙吏慣用的發財之道，這種事情在雍正帝即位前是很突出的。雍正帝很清楚濫設名目、強收雜費會給老百姓帶來很大的負擔，而且會造成吏治不清。在進行各項改革的同時，雍正帝把嚴禁地方官員亂收雜費作為整頓吏治的內容之一，最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古以來，行政性收費一直是五花八門，名目繁多，又因為缺乏規範和有效的監督，亂收費、濫收費的現象便相伴而生，從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痼疾。到明代，全國的苛捐雜稅已不下千種，百姓怨聲載道。即使在收費情況相對較好的康熙王朝，康熙帝也曾直言不諱：地方的&ldo;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rdo;。
亂收雜費現象的制度成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財權與事權不統一。最典型的是明清時期，當時實行高度集權的統收統支管理體制，一方面中央要求地方政府按時足額完成朝廷下達的賦稅任務，另一方面本應由中央財政包攬的事務卻要地方政府負擔支出，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透過稅外收費來彌補。二是吏治腐敗，官吏的行為無監督制約機制。典型例證是清朝初期一些特權部門以特殊需要為由，提出某些額外加徵稅費的要求，得到朝廷允許。口子一開，賦外之賦、差外之差、稅外之稅的現象越來越多，其中多數成為官員的生財之道。
針對以上兩個原因，雍正帝都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一是加強了對中央官員的約束，從而減輕了地方政府的賦稅任務；二是整頓吏治。在這一方面，雍正帝可謂下足了功夫，同時也取得了鮮明的效果。
地方雜費有不少是相沿成習的。例如，有車輛出口，需要到奉天府衙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