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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雍正帝還在八旗內改革選官制度，加強對八旗旗主的控制。在清朝，官員的缺額向來分為旗缺、翼缺和公缺多種。旗缺是指某一官職依照慣例只能由某旗人員充任；八旗又分左右兩翼，這是努爾哈赤初建八旗時因分列不同而形成的定例。翼缺是專屬於某一翼的人員的官缺；公缺則是所有八旗子弟均可擔任。旗缺、翼缺有一定的檢選限制，只能在某旗某翼內進行揀選，旗主、管主可以把持這些缺位，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團結自固，但在八個旗內，各旗人才不一，因而有的旗升轉較快，有的則較遲滯，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雍正帝即位後，對八旗內部缺職的補授也進行了更改。如對原來下五旗王公所謂公中佐領之缺，只在該王屬下揀選的定規，雍正帝予以更改。雍正帝認為這樣選擇範圍太小，不易得到合適的人選，命於該旗中挑選官員引見補授。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以銓法劃一為由，將原為旗缺、翼缺的各堂主事、郎中、員外郎、內閣中書、監察御史、給事中、工部造庫郎中等都改為公缺。這樣一來，管旗諸主對旗內官員的部分任免權就消失了，雍正帝進一步弱化了八旗旗主的政治勢力。
隨著清朝封建制度的成熟，旗主的特權最終成為不適應時代的贅疣，為了擺脫其對中央統治的不利影響，雍正帝加強了對八旗的控制權，限制並剝奪原旗主的種種特權，從此八旗主子只有皇帝一人。這是雍正帝加強君主專制制度的一個重要步驟。
改善關係，訂立制度
雍正帝削奪八旗特權，除了削奪旗主特權外，還表現在削弱王公與屬下私屬關係上，這就將整頓旗務與打擊朋黨、整頓吏治聯絡在了一起，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實在是一舉數得。
雍正帝即位之前，八旗旗主勢力逐漸衰微，已無力與皇權抗衡，但他們還保留著一些特權，如在下五旗中，旗下與管主的隸屬關係依然存在。由於下五旗諸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與允、允集團有比較密切的關係，對雍正帝並非心悅誠服，這是雍正帝所不能容忍的。
雍正帝即位後，首先收回了王公任用屬下的權力，隔斷了王公大臣之間的聯絡。雍正王朝以前，旗人奉本旗主為主是天經地義的，旗主要求旗民為奴也是無可厚非的。任何一個旗民都是旗主的僕人，可以隨意使用，也可以任意處罰。雍正帝要鞏固皇權，要改善這種毫無人格尊嚴的隸屬關係，自然不允許這種狀況存在，對此，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雍正帝規定，禁止王公在所屬佐領內濫派差役，只許挑選人員充任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不許兼管家務，若用作包衣官職，或令跟隨子侄，都要列名請旨，並且要知會該旗都統，由都統復奏。十月，雍正帝又降諭：自今以後，凡沒有封號的諸王、貝勒等，即直呼其名。
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規定不許下五旗王公聽信讒言，將屬下妄加殘害，或藉端送刑部治罪，若有此種情況，則將這些被害者撤離原主門下。同時規定，王公屬下有被問罪發遣的，不許發往該王公打牲處所，免得他們發生聯絡，屬下也不得私自回到該王公門上，這樣就意味著王公不許包庇屬人。政府懲治王公屬下，不容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其屬下，政府不容其肆惡。既不許包庇，又不許妄加殘害，在削弱王公權力的同時，也削弱了佐領內的向心力，完全擺脫了舊有的主屬關係。
同年，雍正帝還更定了王公擁有的護軍、領催、馬甲數。如親王擁有護軍、領催四十名，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擁有護軍、領催三十名，馬甲一百二十名；貝勒擁有護軍、領催十六名，馬甲八十名；貝子擁有護軍、領催十六名，馬甲六十四名；鎮國公擁有護軍、領催十二名，馬甲四十八名；輔國公擁有護軍、領催八名，馬甲三十二名。從總體上看，比原來的數目減少了。雍正帝還於同年下令，諸王所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