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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鏡在審案的過程中表現得過於偏激，為了實現士民一體當差，他打擊科甲出身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的力度稍稍過火，引起河南&ldo;讀書人&rdo;的反對，科甲出身的張廷璐、開歸道陳時夏以及欽差大臣沈近思沽名釣譽，尤其是陳時夏在審理此案時竟不坐堂，反而與諸監生座談，稱他們是年兄，求他們赴考。雍正帝在得知這一情況後，非常憤怒，把學政張廷璐革職，陳時夏革職留任，為首鬧事的生員王遜、武生範瑚等人處斬，參與者都作了從重處罰。殺雞給猴看的手段立即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以後計程車民一體當差也就順理成章地推行下去了。
在反對士民一體當差的風潮中，田文鏡發現捐納貢生、監生參與的比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貢生、監生的升遷革退需禮部批准，不利於地方官和學政強化對他們的約束。於是，他向雍正帝提出改變舊規的建議，請求把捐納貢監的人事權交給地方學政，與生員一樣管理。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議，於是形成這樣的規定：捐納貢生、監生凡涉及到訴訟，即革去功名，聽候審理。雍正帝還規定，監生被斥後，不許出境，以免他們滋事。
不法紳衿的種種特權行為對封建統治構成了直接的危害，侵犯了政府的權力，危害了百姓的利益，破壞了三者之間的政治平衡。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實施，取消了士族的某些特權，打擊了紳衿的囂張氣焰，緩和了民人的對抗心理。士民一體當差影響很大，對士族的打擊效果最為顯著，是繼攤丁入畝改革之後，雍正帝推行新政的又一項重大改革。
節制紳衿，強化法治
雍正帝在實施士民一體當差制度的過程中，還採取了加強對紳衿管理的措施。主要表現在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和抗糧、嚴厲打擊紳衿的不法活動上。
嚴禁紳衿包攬錢糧和抗糧是限制紳衿特權的一項重要內容。紳衿包攬錢糧由來已久，他們替政府向本宗族、本鄉山民徵收錢糧，與官吏勾結，非法多徵和私吞，同時又將宗族、姻親的田產掛在名下，借免役權獲得免役，從中漁取利潤。有些膽大的紳衿，還抗欠他們自身應該交納的丁賦。雍正帝定出懲罰事例：凡貢生、監生、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貪贓或枉法論處，並照所納之數，追罰一半入官；百姓聽人攬納，照不應重律（所謂&ldo;不應重律&rdo;，就是&ldo;不應為&rdo;律中之重者。清代對於&ldo;州縣自理&rdo;的案件，給以州縣地方官的最大刑罰許可權就是&ldo;笞杖&rdo;。《大清律例》規定：&ldo;凡不應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rdo;它主要應用在討債、追租、回贖等&ldo;戶婚田土&rdo;一類場合）治罪。如直隸東光知縣鄭三才奏稱，該縣&ldo;地棍紳衿把持包攬挾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種種&rdo;，雍正帝便以這種辦法為依據，命嚴行查處。
雍正四年（1726年），貢生張鵬生把別人的錢糧攬在自己的納糧薄上拒不交納，雍正帝下旨責打四十大板，枷號三十日，發遣到黑龍江。五年，甘肅階州（今武都縣）出現了紳衿集體抗糧的事，護理巡撫印務的鐘保，以署理知州陳舜裔激變士民之罪，題請革職。雍正帝未準，而說陳舜裔&ldo;催辦國課，並非私派苦累民間。若因此將伊革職，則實心辦事之人必退縮不前，而無賴生事之人皆以挾制官長為得計矣&rdo;。從事件本身來看，階州署理知州陳舜裔認真執行朝廷法令，催逼紳衿錢糧，地方紳衿卻因為私利群起鬧事，若以激變士民為由懲治陳舜裔，無疑是對冥頑紳衿的妥協，將更不利於錢糧的催徵。鍾保對利害關係認識不足，雍正帝卻是非常明白的。雍正帝因鍾保糊塗，不能堅持朝廷立場，而責備他&ldo;沽名邀譽&rdo;，不要他辦理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