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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最先推行耗羨歸公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省的耗羨率就由原來佔正稅的30～40％降到了20％，雍正四年（1726年）又降到了13％。山東在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耗羨率高達80％，農民負擔相當沉重，後來降到了18％，到雍正六年以後又降至16％。河南同山東一樣，原來的耗羨高達正賦的80％，到雍正二年（1724年）實行耗羨歸公後，一下子降到了13％。其他大多數地區一般在5％～15％，耗羨率均較低。
耗羨歸公之後，收入由政府統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為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地方虧空，三是彌補國家虧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
雍正帝實施的耗羨歸公這一舉措，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
首先，耗羨歸公扭轉了康熙王朝後期濫徵加派的歪風，澄清了吏治。耗羨歸公後，由於中央把各省徵收的耗羨銀從過去的暗取變為明收，並使數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從而使康熙末年以來的濫徵加派之風得到明顯遏制。
其次，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財政收入。耗羨歸公後，中央政府每年都從耗羨中提取相當一部分用來填補國庫虧空，從而確保了國家財政的穩步增長。據統計，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國庫存銀由康熙六十一年的800萬兩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萬兩。
再次，加強了中央集權。一向歸地方支配的耗羨收入轉歸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以中央的名義統一撥付，或作為地方官員的養廉銀，或用於地方的辦公開支，或用於彌補地方虧空，或用於賠補國庫虧空，使地方政府徵收耗羨的收支活動處於中央財政直接、全面的監控之下，有助於防止地方政府各自為政，坐收坐支，從而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強化了中央財政的集中統一。
實行耗羨歸公還減輕了人民的負擔。耗羨歸公後，各省耗羨率一般在10～15之間，所收耗羨量比以往州縣私徵時減少了許多，人民的負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減輕。所以說耗羨歸公既養了官，又安了民。
總的來說，耗羨歸公是雍正年間推行的一項賦稅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國力充盈，從而為後來的改革措施出臺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設養廉銀，杜貪賄行
在實行耗羨歸公以後，大部分的耗羨銀用在了補償地方錢糧虧空的方面。後來，在虧空基本上被補足後，部分耗羨銀就被轉到了地方官員的養廉銀上。
所謂&ldo;養廉銀&rdo;，是指給官員生活、辦公的補助費，以此幫助他們解決生活、辦公中的實際問題，體現皇恩，從而在使他們的基本願望得到滿足的條件下不貪汙，保持廉潔奉公。
&ldo;養廉銀&rdo;制度是基於清朝官吏俸祿比較微薄這一事實而實行的。清朝在京官員每年的俸銀，一品官為180兩，二品官為150兩，三品官為130兩，四品官為105兩，五品官為80兩，六品官為60兩，七品官為45兩，八品官為40兩，正九品官為33兩l錢，從九品官為31兩5錢。另外，還按每兩俸銀給祿米一斛。在外文官俸銀同於在京文官，但沒有祿米；武官俸銀只及在京武官的一半，即使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一年的俸祿也只不過180兩銀子。每年發這一點俸銀，不足以維持官員正常的生活，因此才造成了地方官吏私徵耗羨的現象，並由此引發了徇私舞弊、吏治敗壞的局面。
當時，官員們貪汙的手法多種多樣，舉不勝舉。在訴訟中收取一定的賄賂是官吏主要的財源之一，民間所講的&ldo;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rdo;，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這在名義上是屬於非法的。耗羨私徵也是地方官吏的另一額外財源，是一項半合法的收入。康熙帝曾對河南巡撫鹿韋佔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