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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廉銀的發放讓地方官吏的問題得到了解決，相比之下，京官的俸祿低微問題就顯得尤為突出了。對於這個問題，雍正帝也做了全面的考慮：如果京官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京官仍然會向地方官吏索要，地方官吏也一定會向京官送禮，這樣，養廉問題就不會有根本的扭轉。雍正帝顧慮及此，於六年（1728年）下令，給吏、戶、兵、刑、工五部尚書、侍郎發雙俸，新增的這一份叫&ldo;恩俸&rdo;。兼管部務的大學士也得雙份俸銀和祿米。在京的品級較低的漢族官員，原先每年只領祿米十二石，大多不夠家屬食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令按照漢官俸銀數目多寡相應發放祿米，使他們不至花大價錢到市場上購買，後又給他們增加俸銀祿米。這樣，京官的困難也基本得到了解決，再沒有人對耗羨歸公一事評頭論足了。
耗羨歸公除了用於彌補虧空、發放養廉銀之外，還用作地方上的辦公費用，這一點在最早實行耗羨歸公時就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提出來了。他說：&ldo;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費，即可用耗羨銀支應。&rdo; 當時的湖廣總督楊宗仁解釋說，徵收的耗羨一部分用來&ldo;充一切公事之費&rdo;，這樣，就把每年的辦公費用正式列入了政府計劃之中。雍正帝接受了他們的建議，並做出了總結：&ldo;將經年費用之款項、衙門事務之繁簡，儀定公費，派給養廉，俾公事與私用，鹹足取資。&rdo;意思是把地方政府的辦公費也列為耗羨中的重要開支。
由於耗羨銀是按地定稅的一定比例徵收的，而地定稅基本上固定不變，耗羨銀因此也就相對固定下來。同時，地方官員的養廉銀和地方政府的辦公費用因依照實際需要來確定，因此上下浮動不大，一般都比較穩定。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自己的收入以及使用都比較固定，計劃的因素加強了，基本上也維持了收支的平衡。由此可見，核定辦公費用的意義並不只在於防止貪汙，澄清吏治。它更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從固定辦公費用開始，一種數位化的精確的政府管理思維開始萌芽。較之以往粗放式的政府管理，辦公費用固定化是政府在財政管理上的進步，也是對地方行政管理的一大促進。
養廉銀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社會有明顯的積極意義。首先，養廉銀的設定是封建國家和各級官吏在經濟鬥爭中矛盾協調的產物，使用權既收歸國家，又適當地照顧了官僚們的經濟利益。其次，養廉銀的設定是清朝特有的防止官吏貪汙的一種經濟手段。該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吏治有了好轉，對清初因低俸而形成的腐敗現象有所遏制。雍正帝曾說過：&ldo;近觀各省吏治，雖未必能徹底澄清，而公然貪贓犯法及侵盜錢糧者，亦覺甚少。是眾人悛改之象，與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寬宥之初心矣。&rdo;再次，養廉銀制度的實施相對地減輕了百姓負擔，對整飭吏治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有利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有利於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理。
取締規禮，禁收雜費
雍正帝在實行清查虧空、推行廉政、嚴懲貪官、耗羨歸公、實施養廉銀制度的同時，還對官場中請客送禮、亂收雜費等陳規陋習進行了整頓。
官場上的送禮之風，可謂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從其作用來看，送禮既可拉近雙方的距離，增進感情，又可滿足雙方的需求，彼此都甘之如飴。在養廉銀制度實行之前，地方官吏中的下屬，必須按陋規依照四時時節向上司送上一定數量的禮金。若上司本人身兼數職，下屬就必須同時奉上幾份禮物。送禮成了定規定製，自然就成了官員們發財的門路，官員貪贓枉法也由此而更盛。
雍正帝對此早已深知，雍正元年即派人對山東省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山東巡撫黃炳每年收規禮多達11萬兩，其中包括節壽禮，兩司茨餘（即布政使、按察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