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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情境，斯科
特的諷刺允許他生存於這個世界之中。
斯科特的深刻諷刺在伯蒂徹的電影裡是獨一無二的，可能也是他與編劇伯特？肯尼迪合作關係的一種副產品。你可以假設伯蒂徹—肯尼迪的互動是這樣的：肯尼迪想要“玩弄”一下斯科特扮演的人物，讓他進入那些令人困惑、尷尬、受侮辱的情景。於是劇本經常會令斯科特處於某種讓人丟臉的局面中，那麼做如果不是為了貶低一個原型，那至少也是為了令他“具有人性”：在《大恐怖》中，他笨拙地撞了腦袋；在《蠻山野俠》中，他蹣跚而行，膝蓋塗上膏藥之後痛得大叫；在《落日時的決定》（DecisionatSundown）中，他得知自己那貌似貞潔的妻子其實也並非那麼純潔。或許伯特？肯尼迪與劇本中這些特別的事件並非直接有關聯，但有一點至少是真的：那正是肯尼迪在他後期那些西部片中（《賭王之王》［TheRounders］、《戰車》［TheWarWagon］、《俠盜雙雄》［SupportYourLocalSheriff］），喜歡附加在他那些主人公身上的輕侮做法，而且這樣的事在伯蒂徹那些並非由肯尼迪擔任編劇的鬥牛電影裡就沒有了。伯蒂徹的鬥牛士原型進入到這些潛在的令人受侮辱的情景之中，他決心要形式化地、精確地、簡潔地完成自己的任務，但他卻做不到：相反，他必須避開肯尼迪為他而設的那些陷阱。這種伯蒂徹—肯尼迪張力帶來的是現代的、諷刺的原型。斯科特獲得自我意識和洞察力，看出人生的嘲諷和徒勞，但他仍舊選擇了善，成為一個現代的原型———也就是一個生存在現代情境下
的原始人物。
斯科特面對恩典所做的決定，成為一個具有諷刺性的機智的例子，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接受恩典經常會帶著一種諷刺的感覺。
蘭溫西部片對於決定的著重表現，令它們符合一種現代的原型傳統：在鬥牛電影中，正如在每個人身上一樣，原型必須只表現儀式、好的品行；而在西部片中，正如在查爾斯？威廉姆斯（CharlesWilliams）的《強奪與恩典》（GrabandGrace）那樣的現代道德劇中一樣，原型必須做出決定，接受恩典，然後來原型地發揮作用。倫道夫？斯科特能像阿魯扎那樣作為原始原型來發揮作用，但他也能以一種更苛求和更高回報的方式來發揮作用，就像是一個現代原型那樣。斯科特可以將個人和偶像之間的鴻溝連上，因為他知道這鴻溝是道德上的，而非實質上的，這座連線它們的橋樑則是
用決定和恩典做成的。
這篇文章從外表上來看說的是批評方法的隱喻。伯蒂徹對自己的那些人物有可能會有的猶豫心態就像是影評人面對伯蒂徹時可能會有的猶豫心態一樣。在前者眼中，卡洛斯？阿魯扎或許會被視為一位偉大的、愛炫耀的運動明星，也可能被視為一個沒有真實面目的原型；在後者眼中，巴德？伯蒂徹或許會被視為一個有
著個人特色的導演，也可能被視為一位原型的導演。
伯蒂徹和影評人手中掌握的這些可能性，或許可以被拿來和榮格所謂的自性化（individualization）和個性化（individuation）做比較。精神病醫師也同時有著這兩種選擇，兩種方法都是精確的，自性化關心的是某種人性的獨特性，而榮格更偏愛個性化，關心的則是人類精神中非個人特色的、具有普遍性的那些品質。自性化想要發現的是人與人是如何不同的，個性化想要發現的則是人與
人在哪些地方相像。
有些藝術家將世界看作他們自身個性的延伸，自性化對他們來說有用。還有些藝術家，例如伯蒂徹那樣的，他們將自己的個性融入普遍的、預先存在的原型之中，個性化能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