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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炮兵，其它兵種也需要詳盡的地圖，並要具備識圖的能力，以指導其戰術。正如地形詳圖對戰爭結局的重要意義需要強調一樣，我們也可以把拿破崙在滑鐵盧的致命失敗歸咎於他對地形的錯誤判斷。他使用的地圖和當地的嚮導都沒能辨出橫亙在一片開闊地當中的凹路來，拿破崙派出法國騎兵穿過該開闊地追擊退卻的英軍，誰知一個一個地都掉進了這條人工壕溝裡，騎兵馬匹相互擁擠踐踏，結果，法軍慘敗。阿登山區為人們提供了因地形判斷錯誤和軍事閱歷淺而招致失敗的又一個例項。本來是很容易透過的阿登山區，當時卻被視為巨大的屏障，從而在防禦中留下了一個薄弱環節，因此在同一場戰爭中兩次為敵人提供了一道抵抗極弱的防線。看來，對這樣的進攻，天然障礙物予以的阻力，不如人為的抵抗，這已成為一條規律。1940年，馮&iddot;曼施泰因和古德里安建議馮&iddot;龍德施泰特進攻經由阿登山區而不要重複1914年那次繞道比利時的進攻。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的幾個月中，這一切割臺地的通行性已經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協約國卻把它看作是一個後盾，憑藉這一後盾，透過緊靠這一臺地的東西側推進，兩翼部隊就可圍殲大部德軍於此地。然而，德軍卻以犧牲小股後衛部隊的代價，順利地將其大部隊從阿登山區撤走了。1944年，同盟國明擺著又要重蹈歷史覆轍，在其正面的這個方向上只設定了很薄弱的警戒，結果，在德軍最後的一次反攻中，馮&iddot;曼陀菲爾就是從這個方向上發起進攻。這種對地理情況缺乏遠見在諾曼第登陸中再次暴露出來。同盟國的情報部門未能對諾曼第的灌木叢林地的可通行性作出正確的判斷，結果，這種山樹籬灌木叢林地使同盟國的裝甲部隊進攻速度減慢，似同爬行，只是待到發明瞭一種將這種栽成行的樹籬灌木向兩邊推開的方法之後，才改變了這種局面。
歐洲的地形圖繪製業都是以軍事為基礎的。在美國，儘管陸軍工兵在東部所進行的測繪活動是為了協助民用導航，但在西部地區所進行的活動則是作為征服和控制的種手段。直到十九世紀末，美國的地質測量才帶上經濟目的的色彩。
從更廣義上講，戰爭（而不是戰鬥）的計劃制訂和組織指揮需要可靠的、資料豐富的地圖，而且宜用小比例圖顯示較大範圍的地域。德國製圖學表現突出，這是與普魯士總參謀部的組織不是沒有關係的。普魯士總參謀部在1866年和1870年戰爭計劃制訂和組織實施中之所以生動地顯示出來的優勢，就是有賴於根據戰術用的大比例尺地圖和戰略用的小比例尺地圖匯集和運用了大量地理資料。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普奧戰爭）的勝利者老毛奇，就曾在地理學家裡特門下學習過。
隨著戰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作戰所需的各式地圖也發生了變化。在十九世紀末以前，將帥們通常站在制高點上就可以縱覽整個戰常在這種情況下，戰術行動就不需要詳細的地形圖了。指揮員指著他和部下都能看清的地形，命令他們往哪兒行動，但愚蠢和自負則可能曲解這種形式的資訊傳遞，諾蘭上校就曾用諷刺的口吻，指責其為死蔭的幽谷。他這種觀點卻被卡迪根全盤接受了，後者將其所率領的輕騎兵旅引向覆滅。然而，從原則上講，目視檢查、口頭傳達和打手勢是十分夠用了。在開闊地上，即使威靈頓之流和滑鐵盧之戰時的拿破崙也能直接著到大部分戰常當時，人們感到最需要的並非是大比例尺的地形圖，而是小比例尺的交通網路圖，以便指揮軍隊的諸編隊向戰場運動。據那時認為，地圖無太大戰術意義，甚至連火炮也憑目測對目標進行瞄準射擊。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火炮的殺傷力和射程都提高了，因此，要求配備準確的地圖。為避免給敵造成集中的目標，部隊需疏開配置。這就意味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連以上的指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