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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絕不會發生興趣；另一方面，又必須去走這種封建制度給他安排的路途。這裡便又發生了他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我們讀一讀《紅樓夢》，裡面所反映的賈寶玉不愛讀&ot;四書&ot;、深厭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見了。 曹雪芹的&ot;科名&ot;之有無與高下，也是無從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ot;貢生&ot;&ot;舉人&ot;&ot;孝廉&ot;等說法。&ot;孝廉&ot;，就是&ot;舉人&ot;的別稱（雖然清代確曾舉過&ot;孝廉方正&ot;，但那是另一回事）。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註：貢生說見於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舉人說晚出。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註：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志·學校志》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ot;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志書不載。&ot;但又說：梁恭辰的話&ot;殆系得自其父親梁章鉅的座師玉麟所述&ot;（玉麟〔1766-1833〕滿洲正黃旗人，曾充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右翼宗學，並兩次管理內務府包衣三旗事務），&ot;玉麟有機會接觸內務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檔案，此說諒有一定的真實性。&ot;）。 總的看來，有一點是明顯的，曹雪芹因為封建力量的驅迫，少年時不得不去走科舉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隻不過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此後，便&ot;不幹&ot;了。 不過，談到這一方面，也還是不要忘記歷史，只憑一個簡單的抽象的想法去&ot;套&ot;古人的事。說曹雪芹對科舉這種東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並不錯，但這又並不等於說他一定就拒絕參加科考。他在小說中嘲笑&ot;進士出身&ot;的那些人的&ot;原來不通&ot;，就包含了另一層心理，即也要爭一爭誰行誰不行，大抵懷才之人沒有不想使其所懷得有表現的機會的，而在科舉時代要想顯才也只有應考一條路可走，所以那個時代的才士，儘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卻也要爭爭榜上的名次。而乾隆時候，恰好又是對滿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內務府人員的報考問題，控制得異常嚴格，不讓他們有顯揚才名的餘地（註：參看《紅樓夢新證》頁731-732。）。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當敦誠後來提到雪芹時竟會說出&ot;君才抑塞倘欲拔&ot;和&ot;三年下第曾憐我&ot;的話。不瞭解當時的歷史，就會指責說，敦誠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當然，曹雪芹自己選擇的道路不是&ot;功名&ot;的道路，而且也不是&ot;雜學&ot;的道路。他所選定的，是&ot;雜作&ot;的道路，甚至是比&ot;雜作&ot;還&ot;低階&ot;得多的、為人所不齒的道路--寫作小說。
十六 當 差
曹雪芹是內務府旗人，所以他長大之後，一定要在宮廷當差作事，這是沒有多大疑問的。但他到底擔任過什麼差事，卻也是我們還弄不清楚的一個題目。在傳說中，有的說他作過內務府堂主事，有的說他作過侍衛（註：前說見英浩《長白藝文志初稿》；後說僅出香山張永海口傳。）。這種可能，自然是有的，然而想要再作進一步的考查，那就別無參證可求，因此我們對此不能作出什麼敘述或推測。內務府中各部門唯堂上和上駟院所屬有堂主事，尚與雪芹身份切合，其品位在主事之下、筆帖式之上；和六部的堂主事皆系職掌文案章奏之例相類，也是管理檔案性質的職務。至於侍衛，乃是武職，其品級、類別也繁，就更無從確指了（註：傳說中說曹雪芹所任為&ot;前三門（指正陽、崇文、宣武三門）侍衛&ot;。按前三門只有守兵，並無侍衛之制；疑係&ot;乾清門侍衛&ot;的音訛。乾清門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