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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間,張玉彪跟著燕龍溪走訪了30多個倖存者。畫像前,張玉彪會先跟倖存者聊一聊,以期在情感上與遇難者找到聯絡。那些慘烈的歷史,深深觸動了他。
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倖存者常志強。
1937年,常志強只有9歲。大屠殺來臨時,他與父母、姐姐和4個弟弟正走在逃亡的路上。瘋狂的日本兵突然出現,瞬時殺害了他的6個親人。他的母親在臨死之前,還堅持著給他年僅兩歲的小弟弟餵奶。常志強看到母親胸口在汩汩地冒血,趕忙用小手捂上去,嘴裡還唸叨著:“媽媽,我給你捂著,我給你捂著……”但常志強留不住媽媽的生命,他兩歲的小弟弟,最終也被活活凍死了。說到此處,80歲的老人已經老淚縱橫。
我在南京採訪時,記錄了常志強遭遇的影片《南京》還在南京放映。看過影片的人,無不為之動容。為此常志強接受了各地記者採訪。反覆地回憶顯然給他的身體造成了傷害。我見到他時,他正戴著檢測心臟的儀器,坐在醫院的病床上。
我不忍心再向他提起那段慘痛的歷史。當老人看到我從張玉彪那裡帶來的他小弟弟的畫像時,非常高興,點著頭說:“像,真像!這就是小發。我這麼可愛的小弟弟,被日本鬼子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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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記錄仇恨
對於接觸到大量真實的細節和場景的編輯者來說,不帶感情地記錄那段歷史是不可能的。
顏玉凡對此深有體會。剛剛編輯《名錄》的時候,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對她來說只是個符號。但隨著資料的豐富,那些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形象漸漸豐滿起來。而她也深深地被這段歷史所震撼。《名錄》編輯過程中,她一度陷入其中不能自拔。“那時候,我經常失眠。即便睡著了,也會夢到那些撲面而來的名字。”編輯即將完成時,她不得不離開這項工作,回家療養。
朱成山記得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學生顏玉凡的資訊,資訊中顏玉凡說她看了老師在電視臺做的節目,哭了。她問老師,這麼多年來接觸這些慘烈的歷史,是怎麼熬過來的?
朱成山這樣回覆她:“帶著感情去研究歷史是對的,但不要帶著仇恨,要有理性。我花了十多年時間為這段歷史吶喊,現在我覺得光吶喊不夠,還要有理性。”
採訪中,幾乎所有學者都對我強調要“理性地研究”這段歷史。
王衛星說,研究歷史不是為了記錄仇恨,而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讓人類從悲劇中吸取教訓。大屠殺不是哪個民族的悲劇,而是全人類的悲劇,人性的悲劇。以這樣的情懷進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不會增長仇恨,只能讓人們以史為鑑,更加珍惜和平。
他說:“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南京大屠殺不像納粹屠殺猶太人那樣被西方世界所熟知。我覺得,某種程度跟我們的敘述方式有關。張純如站在人性的高度進行敘述,人道,是人類共同的語言。”
2005年,在南京召開的納粹屠猶與南京大屠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一位以色列學者說:“我希望,當人類再有災難發生時,我們不再成為受害者,不再成為旁觀者,更不成為加害者。”
這,也許就是我們強調牢記歷史的意義所在。
血防:新中國第一場疫控戰爭
唐錚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澤東主席,揮毫寫下了兩首後來為全中國家喻戶曉的《七律?送瘟神》。因為這兩首詩,餘江,這個江西省東北部的小縣,從此名揚神州。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在半個世紀前,那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