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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館裡拉走了7車檔案。李星華看著警察和憲兵來來往往地把一筐筐書報和檔案抬進了警察廳的院子。他們像一群捕到獵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著。
各方營救（1）
軍閥料想了搜捕時的種種，大概沒有料想到引發的社會影響之大。
事發後，京津各報社評，都為李大釗呼籲。營救李大釗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論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務討論會召開，席間提議“李大釗雖屬共產黨員，究系迷信學說，與故意擾亂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應請當局略跡原情，貸其一死”。9所國立大學校長商定自10日起分途營救。北大校長余文璨、師大校長張貽惠隨後前往文昌衚衕8號拜訪張學良。
政府政治討論會也在9日召開，全場推舉討論會會長梁士詒、楊度為代表，赴順承王府向張作霖陳述意見。第二天，兩人約同當時的司法總長羅文幹一同會見張作霖，也提出將此案移交法庭。楊度將自己在北京的愛宅“悅廬”變賣，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來營救李大釗。
章士釗則找到了張作霖身邊的紅人、奉系###楊宇霆，歷數李大釗得名之盛，言辭懇切地奉勸楊宇霆“切不為以一時之意氣，殺戮國士，而遺千載惡名”。據說，楊宇霆“聞之悚然，乃向張作霖陳說”。
河北樂亭同鄉白眉初、李時等３００多人此時聯名上書陳情，請求軍方保全李大釗的性命，並先行釋放趙紉蘭母子。陳情書裡說李大釗“生長僻壤，遊學津門，黃卷青燈，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數載，繼而去國東渡，留學日本，東瀛歸來，任北京大學及男女兩師大教授，其鑽研之苦心，更不減於在津門時”。他們天真地以為，軍閥也會講人情。
此時，西方各國對張作霖的做法也頗有微詞。照張作霖的說法，蘇聯使館裡收藏的槍支不下4000支，而實際搜出來的連1％都不到；警察廳本來說的是搜查蘇聯使館附屬的遠東銀行、庚子賠款委員會等地，結果卻闖進了蘇聯使館的直屬領地俄國兵營。各國倒並非擔心李大釗等人的安危，只是不願接受被張作霖連蒙帶嚇、同意其違反《辛丑條約》的事實。
在英國眾議院，一名勞工黨議員當眾質問外相張伯倫對於北京公使團允准侵入蘇聯使館的意見。張伯倫只好含糊其辭，說保障安全的權利不能賦予反抗當局的陰謀派。法國的《渥倫特報》認為，蘇聯在邊境厚積軍力，張作霖與蘇聯素有積怨，才有此行動。
蘇聯人更是怒氣衝衝，事件一發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蘇聯代理駐華大使率領館員30餘人數日後離華，揚言斷交。蘇聯首都莫斯科發生了10萬工人、職員大遊行，抗議軍閥擅闖大使館，行兇抓人。各國站在不同立場上紛紛敦促張作霖儘快拿出切實有力的證據，來證明李大釗等人蓄意暴動、反抗政府。
各方營救（2）
在外界壓力之下，張作霖趕緊加派人手整理證據。最重要的證據其實就是從使館搜得的大批檔案，堆了滿滿兩間屋。檔案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爾濱交涉署署長張國忱精熟俄文，張作霖特意召他進京成立了“搜查蘇聯陰謀檔案編譯會”，但凡懂點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員幾乎全被呼叫。編譯會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個多星期也沒有發現組織暴動的計劃。張國忱沒有辦法，就趁晚上陪張作霖吸鴉片煙的時候進言，說這麼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張作霖多給些時間。
重要檔案在20日左右編譯完畢。日、英、美、法等國使館的工作人員被允許進入警察廳的俄文檢查室拍照，以便將“罪證”送往各國發表。蘇聯則發表宣告稱，那些檔案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國的使館裡都能搜得出來。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