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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時，曾明確告知“現在這注音字母書，已經訂印了六七百萬本，不日就來齊了，屆時當派軍用車輛，再送各縣。你們回任後，即應注意推行此一事也。”由此可以說明，此時注音字母在山西已經開始正式推行。
關於推行注音字母的功效，閻錫山本人在1921年10月9日與美國教育家孟祿博士的會談中的一段話對此作了說明。當談到義務教育的作用時，他說：“本地亦甚提倡注音字母，且多編輯淺文課本及書冊，以冀有所輔助。惟中國文字，同音而異義者甚多，字母代替音，不能表現意，其結果只能幫助認識漢字而已；若獨立應用，尚不能見有實效也。”
三、發展經濟文化 之於學生運動（1）
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對於不同形式的學生運動，閻錫山分別採取了不同的作法，或積極謀籌，設法應付；或藉助民氣，為我所用；或緩和矛盾，息事寧人。“虛與謀籌，設法應付”之於“五四運動”；“藉助民氣，為我所用”之於“晉礦歸公”；“緩和矛盾，息事寧人”之於“反房稅運動”。
1919年，正當閻錫山在“保境安民”的旗號下，埋頭于山西省政建設的時候，爆發了遍及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結束。然而，在處理善後問題的“巴黎和會”上，各帝國主義強國卻不顧中國亦為戰勝國（1917年與德國宣戰，加入協約國）的事實，欲將德國在我山東的既得權益拱手轉讓給日本。對於帝國主義強國的蠻橫作法，全國民眾群情激憤，強烈要求廢除賣國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主權。在此情況下，北洋政府派出的和會代表，向和會送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將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地、膠濟鐵路及其他權益直接歸還中國，同時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然和會不顧中國人民的意願，拒絕了我方代表的請求。訊息傳到國內，國人無不義憤填膺。於是，以此為導火線，以5月4日北京學生的示威*為標誌，聲勢浩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了。
“五四運動”的浪濤很快就波及到了山西。5月7日，山西省城太原各中學以上學校學生兩千餘人，在海子邊中山公園*。他們高呼“誓死收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等口號，發表講演，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同時決定成立太原市大中學生聯合會，舉行*示威，向省公署、省議會請願。對於驟起的學生運動，閻錫山主動謀籌，予以應付。當學生*隊伍到達省公署門口時，他既不對之以武力（只是以衛兵攔截，要求派代表進入），也不親自出面。只派出政務廳長崔廷猷接見了學生代表。
太原市大中學生聯合會成立後不久，北京學生聯合會山西籍的北大學生高君宇回山西指導工作，天津學生聯合會也派代表到太原商討統一行動。於是太原各校學生會召開聯席會議，議決舉行罷課。此後，一週之內山西大學、太原一中、一師、工專、農專等11所大中學校的五六千學生相繼罷課。學生紛紛上街講演，宣傳愛國主張。在此基礎上，罷課學生舉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示威*，再次向省公署、省議會請願，要求“廢除二十一條”，查封、焚燒日貨，把山西的愛國運動推向高潮。對於日益高漲的學生愛國運動，閻錫山再不能無動於衷了。然而，他並沒有如法炮製，像北京的北洋政府那樣，衝擊*隊伍，逮捕愛國學生。而是兩面周旋，一邊答應學生代為轉呈請願書，安撫學生；一邊電告北洋政府內務部，稱“近日迭奉中央院、部各電，再三曉諭，晉省學界尚無何種風潮，惟學生於課餘之暇，講演本省所編《人民須知》，秩序毫不紊亂。至恐有流氓聚眾滋事，疊經嚴加防範，不致滋生事端，現在地方安謐如常”。 為應付北京方面，雖然也按常規作了應急的準備——在省公署設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皮帶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