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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港大有不少學生殉難，當時所頒授的十四位醫學士中，就有兩位死於戰亂；教員中亦有許多人殉職，包括愛玲的老師——歷史教授佛朗士。這是一個豁達的人，徹底地中國化，中國字寫得不錯，研究歷史很有獨到的見地。孩子似的肉紅臉，瓷藍眼睛，伸出來的圓下巴，頭髮已經稀了，頸上系一塊暗敗的藍字寧綢作為領帶，愛喝酒，上課的時候抽菸抽得像煙囪。像其他的英國人一般，他被徵入伍。那天，他在黃昏後回軍營，大約是在思索著一些什麼，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槍。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連“為國捐軀”都算不上……
就算在戰爭中逃過大難，戰爭結束後，也仍有可能逃不過日軍的虐待——港大的校本部不久成為港大師生的集中營，後來這個集中營又搬到赤柱了。港大校舍不只荒廢，還被破壞，很多檔案與紀錄都不知所終了，包括有關張愛玲的資料。
中學畢業時她填的最怕一欄是“死”，然而這時候“死”離她這樣地近，她倒夷然了。隨時都可能死去，隨時都面對死亡，於是死亡便成了最稀鬆平常的事情，不值得恐懼，也不值得同情。將死的人已經不算人，痛苦與擴大的自我感切斷了人與人的關係。彷彿是傷口上慢慢長出厚厚的痂，有一層“隔”的感覺。又彷彿累極了的人坐在冷板凳上打瞌睡，極不舒服，可到底也睡著了。
——便是這樣子一天天堅強，便是這樣子一天天冷漠。
《燼餘錄》裡，她用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自私”，且十分冷靜地描寫了自己的自私：
“有一個人，*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彷彿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地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的，顫抖的，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裡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沉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裡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嘆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後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裡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麵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裡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五章 劫後餘生錄（4）
“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蒼白”、“渺小”、“自私與空虛”、“恬不知恥的愚蠢”，她毫不留情地批判著人性包括她自己，然而她最終悲憫地將這一切歸於“孤獨”。
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孤獨，而且飢餓。
是飢餓將善良、博愛、正義這些個大題目從身體裡一點點地擠出去，最終只留下口腹之慾——那是生命最本原的欲求。
在醫院做看護時，凌晨三點，張愛玲去燒牛奶，同伴們正在打瞌睡，但是多數病人都醒著，眼睜睜地望著她手裡肥白的牛奶瓶，那在他們眼中是比捲心的百合花更美麗的。
然而她也只有這一瓶，她不打算與全人類分享它，卻又不能不感覺到自己的冷漠與自私，自私到羞愧，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