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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芳輝先生的這部長篇小說《格達活佛》填補了這個空白。像格達活佛、博巴政府這樣重大的人物事件，在我看來，不是哪個人想寫就可以寫出來的，更不是可以坐在書齋裡，僅憑想象，僅憑從外國小說那裡生吞活剝地套了點這個流那個流，所謂“先進”的寫法就可以寫出來的，而只能是像張芳輝先生這樣具有相當的康藏生活閱力和政策水平的人才能夠寫得出來。
張芳輝長期生活在康藏。他對那片廣袤、豐饒、神秘、深邃、歷史文化厚重的土地非常熟悉，非常有感情。他先是在《甘孜日報》社作過多年的編輯部主任，過後又到了西藏，先在西藏人大工作，後又在西藏政協作副秘書長，在西藏工作生活了11年。他是一個老康藏。
芳輝同志在多年的報紙編輯、文秘工作之餘，長期堅持文學創作，而且是個有心人，對於康藏重大的人物事件作了多方採訪勘察，歷歷在心。毫無疑問，格達活佛這個極具亮點的人物、事件，多年以前就進入了他的視線，為小說作了充分的寫作準備。這部書稿，不說前期準備，光是寫作，前後花了5年時間，數易其稿，其間辛勞可想而知。
如今出書難，且盛行炒作。有的書的發行成功，實際上就是炒作成功。而芳輝同志為人為文相當低調，可以想象，他在動筆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完全不計功名利祿，是在為一種使命感寫作。而且，芳輝同志的身體也不好，退休多年。這本書能被西藏人民出版社認定，順利出版，在可喜可賀的同時，給人多方面的啟示，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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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史的鳴奏（代序）（2）
高爾基曾經說過，文學就是人學。在我看來，無論時代怎樣演進，文學理論如何詮釋，文學即人學這個科學論斷卻永遠不會過時。問題是如何去挖掘，表現人物。小說，尤其是帶有史詩性的長篇小說，不能在書中作報告，也不能當長篇通訊、人物傳記來寫。小說需要有它自己的藝術表現規律，這就是寫人，寫在特定環境中人物的性格形成、人物的命運。
從《格達活佛》看來，芳輝同志是深諳其中三味的。這本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跨度上，在長征、長征之後嚴峻的日子裡和新中國建立之初三個不同的時代背景上，站在時代高度，著力去寫人，寫格達活佛，寫圍繞在格達活佛周圍的一大批人。這些人中，有白利寺思想進步、同情紅軍的住持，有一大批進步群眾；也有反面陣營中的人。比如反動縣長盧品之、土匪、國民黨軍官；還有在革命和反革命陣線上首鼠兩端，權衡利弊，最後被我們的統一戰線統一了過來的頭人。這些形形色色的眾多人物，都有相當的典型性。有的人物，僅僅是幾筆點染，也大都能帶著其獨有的個性風采躍然紙上。尤其是格達活佛這個人。看完全書之後，掩卷思索，這個人物猶如高爾基一篇名著中的丹柯。為了替人們照亮黑暗中的前程，丹柯不惜將自己的一顆心從胸脯裡挖出來，高高舉在手上，格達活佛就是丹柯這樣的人。
寫《格達活佛》這樣的長篇，很考功夫。因為這中間，大的方面要涉及民族、宗教這樣的大事；小的方面要涉及到好些藏民族特有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生活用語、民間諺語等等。而其間又縱橫交錯，牽一髮動全身。任何一環弄不好，大則引發事端，小則非驢非馬，讓人貽笑大方，整體上對這部長篇形成破壞。而從這部《格達活佛》來看，芳輝先生在這些方方面面的處理都是好的。
如果從當今風頭很勁的一些文學觀點來看這部長篇，芳輝先生在對這部長篇的表現方式上，文學的語言，文學的意境、韻味上都可能老套了些。但在我看來，這樣正好。書中的主人公格達活佛真實可信。在表現手法上，是現實主義的，一點沒有玩花架子。寫得紮實而樸實。紮實表現在兩方面 生活和文學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