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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50974起
戒菸局戒除煙癮人數 1918年 36469人
1919年 10449人
1920年 12722人
1921年 11160人
合 計 70800人
戒菸會戒除煙癮人數 1920年 18000人
1921年 37420人
合 計 55420人
天足方面：
1921年，山西105縣中有87縣10歲以下的女子“已全數天 足”，有101縣16歲以上的纏足女子“已全數解放”，15歲以下 纏足女子“各縣解放者亦佔多數”；1922年，全省*纏足已屬 少數。
剪髮方面：
1918年底，全省各縣已完全剪盡。
依上所述，閻錫山推行“六政三事”，雖不乏成效——女子纏足“已屬少數”；男子蓄髮“已完全剪盡”；水澆地增加120餘萬畝；種樹5000多萬餘株（其中成活2945萬餘株）；植桑（包括實生桑和湖桑）1億餘株；種棉面積由1918年的5299餘頃增加到1921年的8761餘頃，棉產量由1918年的1770萬餘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萬餘斤；造林（包括林區及各縣）1920、1921兩年共4000餘萬株；破獲煙案5萬餘起，戒除毒癮12萬餘人等（不排除虛報、謊報，摻雜水分者）。收到了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然其立意、辦法和效果，也有非議之處，要者如下：
其一，不管是“六政”，還是“三事”，都非社會改造、社會治理治本之策，中國積貧積弱之弊在社會制度本身，非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制度不能奏效。對此閻錫山本人亦不能不承認，他在“對晉北各縣官紳講六政三事”時，明確指出：“我心中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辦的，皆是治標的辦法，尚非根本上的解決。”
三、發展經濟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6）
既“皆是治標的方法”，故而不具備切實推行的社會基礎和條件。僅以禁菸為例，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鴉片煙的危害性尚未得到人們的普遍認識，又被*政府視為經濟利源，故而屢禁不止。閻錫山雖樹起禁菸大旗，也曾頒佈了一系列地方懲戒法規，並“委派各員，分往各縣”，“每至一縣，必先分別人民之身份為之先後；初查其最有勢力者，再查其次有勢力者，再查普通商民，再查窮苦小民；層遞為之”， 不使遺漏。然而由於山西僅為全國一隅，無立法之公權，無商貿之鐵關，其結果只能是此消彼長，省內禁種，省外販運；前腳戒菸，後腳復吸；禁了鴉片，又來嗎啡；官吏貪贓枉法，菸民屢教不改。如此戒菸，菸民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越戒越多——據官方統計，1922年勒令戒菸的人數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菸的總人數還多。一場禁菸運動，一時轟轟烈烈，過後，吸者照吸不誤，販者依舊大漁其利，不僅民間吸食者大有人在，就是政界軍界也不乏其人，閻錫山雖然自己布衣素食，嗜好全無，以身垂範，亦無濟於事。
其二，由於宣傳不當，與理解之差異，其政“多不見諒於人民”。對此閻錫山亦有所認識，他在1918年8月對實察員講話時，曾明確指出：“前者委員出省，餘均囑令到鄉，集合人民，宣佈政治宗旨。因言之不當，致人民諸多誤會，政治進行，亦受多大之障礙。譬如與人民說政治宗旨在富強，因之人民誤以為富國，就是問人民要錢；強國就是教人民當兵。近據區長報告：調查戶口，人民則以為將徵人口稅，因而隱匿；調查商號資本金，人民則曰將課資本稅，因而隱匿；勸民栽樹，則以為按樹起錢，遂多不肯栽樹；勸民種棉花，人民則疑為將按畝抽款，遂亦不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