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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軍隊伍裡不再沉默了，腳打泡的戰士跟上隊伍，從班長、排長到共產黨員們都說：&ldo;腳走爛了也要跟上隊伍，去為朝鮮人民報仇！&rdo;
指戰員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說：
&ldo;咱們來的正是節骨眼上，再晚了，祖國土地上也會出現這樣的悲劇……&rdo;
10月22日夜，我們軍指揮所5輛吉普車、1臺美式中卡，按照預定的行軍路線向龜城方向前進。參謀長沈啟賢和參謀處長何凌登坐在第1輛車上，我帶警衛員坐在第2輛車上，政治委員徐斌洲帶警衛員坐在第3輛車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帶警衛員坐在第4輛車上，政治部副主任賀大增帶警衛員坐在第5輛車上，一部分司令部、政治部機關的同志和警衛排乘坐中卡車。沈啟賢告訴我：他已經叫各車司機車與車距離拉遠點。
當車隊行駛到離龜城六七十里的山區，夜空的月亮已經斜下來了。附近的山把月亮的光線遮住，視度不良，四周一片漆黑。第1輛車上坡時，司機小唐看不清道路，開了小燈。車燈一亮，警衛員喊了一聲：&ldo;敵機！&rdo;果然被空中迎面飛來的敵機發現，俯衝掃射，接著又投下兩顆炸彈。我乘坐的第2輛車跟在第1輛車只八九公尺遠，聽到飛機掃射聲。當我看見第1輛車停了下來，馬上意識到：不好，出事了！我跳下車，奔跑到前面去，急切地問道：&ldo;老沈！老沈！怎麼樣？怎麼樣？&rdo;
&ldo;軍長，何凌登同志，他……&rdo;沈啟賢沉痛地再也說不下去了。
借著微弱的月光，我仔細一看，坐在司機旁邊的何凌登安詳地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了。
這時候，整個車隊都停下來。從地圖上看，這裡是西谷裡，前不著村後不靠店。軍裡幾位領導同志都下了車。我當機立斷派警衛排兩名戰士乘1號吉普車把何凌登的遺體送回國去，經安東送到瀋陽。
處理完這件事，沈啟賢坐到我的車子上來，我們軍指揮所又繼續前進了。除了吉普車在山間公路上行駛的馬達聲，我們誰也沒有說話，一片沉默。我的心裡非常不平靜：戰爭年代犧牲人的事情經常發生，但眼前發生的事情竟是這樣突如其來，我萬萬沒有預料的，太出乎意外了。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雖然並不迷信什麼損兵折將的說法，但是，凡是知道這件事的人，心間都蒙上了一層陰影‐‐每個人都在為突然失去這樣一位好戰友而深深地惋惜和悲痛著。
何凌登同志是我熟悉和喜愛的一位優秀軍事指揮員。他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38年參加革命，犧牲時年僅33歲。他早年畢業於上海一所中學，1937年開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在喚起民眾抗日熱情的募捐義演中，他以高亢激昂的口琴演奏，激勵著多少人的愛國之心啊！後來，他在湖南嶽陽參加了抗日救亡劇團，透過革命老人徐特立的親自介紹，投奔到革命聖地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這座革命熔爐裡鍛鍊成長。他曾經獲得延安地區毛澤東模範青年獎章和模範幹部獎章。
他在抗大畢業後，分配到新四軍三師當參謀。我那時在三師八旅擔任政治委員，經常見到這個充滿革命朝氣的知識分子。時間長了我和大家發現他還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每次聯歡晚會，都有他的口琴獨奏。總之，他給我和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ldo;年輕有為&rdo;4個字。1950年初被任命為軍司令部參謀處長。
可以說，何凌登是我們軍最早跨過鴨綠江的第一人。
東北邊防軍曾向中央打過一個報告：建議在出兵之前，派一個數人組成的先遣小組前往朝鮮熟悉情況，勘察地形。周恩來總理當時沒有批覆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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