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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物這個概念從頭到尾撕破一個大裂口。” 丹東派的這一看法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門徒、大檢察官蕭美特的完全贊同：“對啊，對極了！” 痛苦成為無神論的砥柱；完全是有神論自己惹來的麻煩：神與至善至福相表裡；有神在；就不應該有痛苦。如果無神；也就無至善至福；痛苦就只是自然秩序中的“適偶”；不可能成為什麼的“砥柱”。人們記得；後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再次提出這一問題；而且調門更高；雄辯更為滔滔。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提出了無神論的砥柱，基於相同的身體痛苦。他們的分歧僅在於不靠神義而靠人義來克服痛苦的方式：自然性的個體享樂或者公意道德的恐怖革命。這不正分別是尼采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的作案方向？妓女瑪麗昂和丹東是尼采的先驅，要求以享樂克服痛苦的消極自由，羅伯斯庇爾是馬克思的先驅，要求以積極自由建立的道德公意的社會制度克服痛苦。 享樂的個體道德拒絕用超自然之理來克服偶在的受傷。 丹東以為，享樂道德和〃道袍〃道德都不過是為了讓偶在個體的身體“心安理得”；差異在於；享樂道德並不因身體偶在的受損或受挫而抱怨身體的偶在；不把身體的自然受傷轉移給應然法庭來重新評理；這就勾銷了基於身體的痛苦提出應然道德的可能性。痛苦感覺基於把自然與應然弄混了；把生存的自然意義與生存的道德意義弄混了。所以，丹東才覺得，從痛苦中生髮出的道德訴求引出可以為了“應然”而推行道德革命的自由是不道德的。享樂道德持守生存的自然意義；依循自然性的（消極）自由；拒絕應然性的（積極）自由。不能區分人生的道德意義和自然意義的差異；也就不能區分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差異。身體是自然而然的，身體感覺也是自然地有歧義的。只要應然之理不介入生存的感覺區域；讓生存處於自然迴圈的節律；就不會走到誇張痛苦、籲請公義的地步。生存的意義只是生存偶在的自然性發生；不能以應然之理打斷自然迴圈的節律；應然地安排人生。進一步說；不能以自己的痛苦感為依據設定公意道德的“應然”，推出為了公意道德的積極自由行為的正當性。如果返回到自然性；就不會有應然這回事，任何一種感覺都沒有在道德意義上高於其他感覺的權利。這就是瑪麗昂說“鮮花也好，玩具也好，感覺都是一樣”的意思，也是瑪麗昂要葆有生存的享樂感；否定生存的痛苦感的原因。可是，羅伯斯庇爾的道袍道德所依據的應然之理，也不是純粹超自然的，好像基督教的超自然的上帝，毋寧說，其革命法理有著另一種感覺的自然性基礎。 不妨聽聽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長鞠斯特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宏論： 在我們的會場裡好像有幾隻耳朵特別敏感，聽不得“流血”這個字眼。我要舉幾個極為普通的現象，就會使你們相信我們一點也不比自然界、一點也不比歷史殘忍。大自然冷靜而不可抗拒地體現著自己的規律；人類如果和它發生衝突，就要被消滅。……如果不是路旁倒斃的幾具屍體，大自然幾乎不留任何痕跡地就翻過了這一頁。 我現在想問諸位一句：在革命中我們的精神界難道應該比自然界表現出更多的審慎顧慮嗎？精神概念難道不應該和物質規律一樣，把抗拒阻擋它的事物消滅掉嗎？任何一件改變整個道德界、也就是說改變人類的創舉有不流一滴血而能實現的嗎？宇宙精神在精神領域裡要藉助我們的手臂，就像它在自然領域裡利用火山和洪水一樣。他們或者葬身於瘟疫，或者在革命中死亡，這又有什麼不同？……一切人都是在同等的條件下創造的，除了天賦的差異外，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從這一點看來，如果革命的激流每到一個階段，每有一次轉折，要衝出幾具屍體，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這話與西蒙老婆的話有什麼差別？革命是自然性行為，它的疼痛和流血，與黃花閨女初次賣淫的疼痛和流血有何不同？像西蒙老婆問的；“又會痛到哪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