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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曜唯唯而退。我不知道，對於錢局的事，他是真不懂還是裝不懂；也不知道對於我的話，他是真懂還是裝懂。給我的感覺是，閩省公事，大多敷衍，上司無心公務，當然也就不能指出實在弊病；委員掛名當差，只求一年半載長點資歷，好弄個州縣官員在手——總之一句話，全省上下，幾乎沒有用心公務的人。

鹹豐三年（1853），漳州的小刀會起事，殺害鎮道官員，漳州、龍州相繼淪陷；接著是土匪泛濫，又有長毛滋擾，汀州、莆城各州縣紛紛淪陷，省內境無完土。官府用兵時間長達五六年之久，用去軍餉一千多萬，也無濟於事。雖然福建奏請朝廷讓各省支援，可是鄰省也是自顧不暇。閩省地瘠民貧，捐輸厘稅，緩不積極，於是開設官錢鋪，用發鈔票來籌集軍餉；結果導致民間鈔票大量積壓，政局面臨土崩瓦解之勢，於是，準許用制錢捐官，制錢二萬八千文值銀一兩，捐輸這才踴躍起來。明知虧折太多，但當時如果不從權辦理而是墨守成規，那福建就完了，重新整頓，花錢更多。這種用制錢捐官的辦法，報到戶部，連續十六次都被批准了。忽然接到戶部文書，命令從十七次起，加收五成白銀——看來朝廷也一樣缺銀子啊。

將軍衙門的常規稅收總是收不到位，全部依靠向外商徵收關稅補貼。閩省的地丁銀也收不了幾個，軍餉完全依靠這筆關稅，每年約有五六十萬。不久，我收到戶部文書，命令將海關的關稅全部上繳戶部，鴉片稅也要先上繳戶部再撥發下來。如果照此執行，那福建就沒有任何進項了，而每年的開銷，卻要幾百萬兩——就算椒翁我是個金人，也熔化不出這許多銀子啊。

浙江告急，奉命撥十萬兩銀子過去，要求不管是什麼款，立即起運，已經送去八萬。戶部後來又命令上繳關稅二十萬，也已經交了十五萬——居然也要了三千兩部費——就是好處費，不交這筆錢，你連銀子也交不出去。

接著接到浙江巡撫王有齡（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恩主）的諮文，說十萬遠遠不夠，每月至少要再援助銀五萬兩——這我就沒辦法了。王有齡是福建人，難道不知道福建的家底嗎？像這樣獅子大開口，實在荒唐。他這個人一向以善於籌款著稱，在任江蘇藩司時頗以此自詡，兩江總督何桂清也逢人就說，認為他是不世出的奇才。我當時就說：「江蘇富甲天下，只要肯想辦法，籌款又有何難。如果能在福建、安徽、甘肅、雲、貴等省輕鬆籌到款，才是真奇才。」現在王有齡身為浙江巡撫，面對困局，竟然一籌莫展。雖說地方殘破之後，民生艱難，但也不至於毫無辦法而專門靠鄰省接濟啊，原因就在於他在江蘇大手大腳慣了，突然由奢入儉，不免左支右絀。何桂清與王有齡有著幾代交情，所以對他言聽計從，幾成死黨。王有齡之所以飛揚跋扈，都是何桂清縱容的。何桂清和我的侄兒張雲藻是同年，和我在京城也共過事。我去年冬天經過常州，和何桂清聊了半天，幾乎無所不談。這個人的確很聰明，非常人所及，可是過於輕佻，難當大任。

我接手藩庫時，不到十萬兩銀子，而且沒有帳目，正雜不分，美其名曰「通庫」，遇到有事，就從庫中支取。我想庫款如果不分別專案，遇正支而動用雜款，其弊尚小；遇雜支而動用正款，朝廷追究起來麻煩就大了。再說，正雜兩項混在一起，書吏也容易從中搗鬼。於是就在大堂旁設局清理，委派首府劉翊宸督率委員書吏，分別查明，一定要做到正雜分明。劉翊宸對我說：「保證四十天完成任務。」我說：「您說得太容易了。如果四個月後有眉目，我給你磕三個響頭。據我看來，沒有一年時間，休想魚清水白。」果然，直到我離任，這事情還沒有結果。

[1]「五日京兆」，比喻任職時間短或將要離職。典出自《漢書》，西漢張敞為京兆尹，將被免官。有個下屬知道後不肯為他辦案，對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