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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劉三吾本人而言，他詢私舞弊的可能性極小。自從追隨朱元璋以來，他就一直受到器重，主持過多種重大典章制度的擬定，是經驗豐富、值得朱元璋信賴之人，也的確是比較正派的官僚。《明史》曾稱他&ldo;為人慷慨，不設私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rdo;。而在洪武三十年以前，朱元璋嚴酷暴虐的面目已暴露無遺。劉三吾親眼見到眾多的元老舊臣如何被加以荒謬的罪名誅殺一空，其手段之殘忍、株連之廣泛，足令劉三吾等剩下的各級官僚戰戰兢兢，惟恐禍從天降，已經八十五歲高齡的劉三吾哪裡敢為包庇同鄉這種不值得的小事去觸犯暴君的逆鱗？
上述二理由足以說明，丁丑會試中南北榜事件絕非簡單的舞弊與反舞弊結果，其背後尚有其他不為人知的原因。事實上，這是朱元璋籠絡北方士人的一種策略，其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明王朝的封建統治，而這又是由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特別是北部邊疆的軍事形勢所決定的。
江南貢院科舉考室
明朝建國以後，國內仍有不少元代遺老眷戀前朝，不願與朝廷真心合作，民心向背問題仍未完全解決。另一方面，明朝建國後，前元的殘餘勢力仍不斷侵擾明朝的北部邊疆，並和明朝國內的親元勢力內外呼應，這對於政權初定、腳跟未穩的洪武政權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儘管朱元璋數次對北方用兵，但這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給北方造成不小的威懾力量的同時，也極易導致北部民眾對明中央的離心傾向。這些問題的存在，朱元璋是很清楚的。在採取軍事威懾的同時，他也試圖透過其他懷柔手段來籠絡北方，支援並滿足北方士子在科舉考試中的要求，便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舉措。
看似反舞弊的丁丑會試科場案，實際上是朱元璋出於&ldo;北方人士服屬於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rdo;的顧慮，遂&ldo;假以科名籠絡之&rdo;，而生案端。劉三吾堅持&ldo;江南本多俊才&rdo;，自信並未舞弊，&ldo;不悟太祖之意，致惹此禍&rdo;。
此事過後的次年，朱元璋死去，尚未來得及把按地域分配進士名額的想法定為制度。到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明仁宗&ldo;命楊士奇等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南取五十五，北取三十五卷，中取十卷，仍百人為率。&rdo;也就是說，明仁宗時期，科舉考試錄取的進士數開始有了南、北比例，南、北士子根據錄取總數按比例分攤錄取名額。因為錄取進士不僅僅根據考試的成績，還與考生的籍貫有關，因此考生必須在考卷上註明&ldo;南&rdo;、&ldo;北&rdo;字樣。由於南方考生在以往科舉考試中佔有絕對優勢，因此分南、北錄取，可以保證北方一定的錄取名額，無疑對北方考生是有利的，因此受到北方考生的歡迎。史載&ldo;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如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矣&rdo;。明仁宗時期的這次南、北分別錄取可以視作會試中卷分南北、分割槽取士制的開始。自此以後，科舉考試中開始實行南北方舉子分卷，直至清朝依然襲用這一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
雅士穢行&ldo;民抄董宦&rdo;之謎
董其昌是明朝著名的書畫家，他的書畫在明朝被奉若珍寶，尊崇為&ldo;本朝第一&rdo;，《明史》甚至稱譽他的畫作&ldo;非人力所及也&rdo;。董其昌還當過皇太子的老師，在士大夫之間頗有名望。可是，就是這樣一個有功名且在書畫藝術和文物鑑賞方面有相當造詣的文人，同時卻又是一個為非作歹於鄉裡的惡霸，民間流傳的&ldo;民抄董宦&rdo;的事件就證明瞭這一點。
董其昌，字元宰，華亭(今上海松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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