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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衰老、死亡來反映空虛的心理、細膩的感情和憂鬱的生活，追求一種所謂頹廢的美。這至少說明，他活著的時候，對生命的存在，有他獨到的理性認識。至於把他的死與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聯絡起來，未免過於牽強，兩者實在毫無可比性。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對天皇的效忠，這種自殺是極端忽視生命本身之價值的，因為處在那樣的氛圍中，作為個體已不存在了。在我看來，那隻不過是他殺行為的一個變種，就像美國的太陽聖殿教，那麼多人只服從於一個聲音，接受同一個命令，哪有個人意志可言？何以能稱之為自殺？
你談到的對張愛玲因病而亡悽豔景象的讚賞，並不能反證自殺者就一定都是慘不忍睹的。人的死後狀態與主、被動的選擇方式沒有必然關聯。話劇《日出》中的陳白露，因為對黑暗世界的絕望，在服下了一瓶安眠藥後，異常平靜地死在了一張搖椅之上。死前她卸下了所有的裝飾，身著一襲白色旗袍，那與世訣別的場景更是悽豔美絕，她反襯出那個黑暗世界的醜陋與骯髒。反之，大體在病痛煎熬中自然死亡者，其形其貌倒是不忍目睹。
如果哪一天，有媒體報道說張海迪自殺了。我一點都不感到驚訝，那肯定是她走到了“極限”，並因此失去了創造力。她曾經說過：“我最大的快樂是死亡！”張海迪的生死觀是我早就熟悉的，以下節選一段她與殘疾作家史鐵生的文字對話：
張海迪：“你知道這也是我無數次想過的事。經歷了幾十年病痛的煉獄，我常常設想逃離它，我設想過很多種我走後又不讓親人和朋友傷心難過的方法，我甚至將某些細節都設想好了。我覺得最好是得一種病，比如肺感染，高燒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無效了。要不就患心臟病，突然離去……”“你還說，你告訴你的愛人，如果你得了腦血栓千萬別搶救了。我說我也多少次對我的愛人這樣說過。”
史鐵生：“我覺得對我來說，活著需要有比面對死亡更大的勇氣。我早已不懼怕死亡，或許我從來就沒懼怕過。”
我很欣賞張海迪對生死問題的這種達觀態度。老實說，這達觀的態度很大成分是來自於無奈，而無奈又是生命的殘缺帶來的，但殘缺最終又創造了完美，人們就是在這生生死死、尋尋覓覓中創造著完美。在異國他鄉自戕的詩人顧城曾說過：“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她尋找光明。”這光明在哪裡？不在人間，卻跑到了地獄（按中國人傳統觀念，人死了總是要接受地獄中的閻王小鬼兒管轄的），顧城去了；海明威、莫泊桑、馬雅可夫斯基去了；三毛和徐遲也緊步後塵，還有早年那個畫向日葵的荷蘭畫家凡高，在世一生窮困潦倒，僅賣出一幅《紅色的葡萄園》，自殺百多年後的今天，他的每幅作品都標價到了天文數字。難道這就是他們所追求或是上帝所賜予的光明嗎？我同樣也在追問著自己。
為自己而活
如果說我是為了父母活著的，那麼，他們死了，我怎麼辦？追過去？趕緊自殺？我不贊成自殺，也許是在為自己活著找的一個藉口吧？你知道，我是絕對不想自殺的。不能延長生命已經是很沒有辦法的事情了，人為地縮短壽命那簡直就是傻。
熱愛生活
就我個人而言，我好像不是為誰活著的。或者，大多數時候是為自己。為自己繼續活下去就主動承擔生命中附加的責任、情感、道德、痛苦、歡樂等等。有時候，我想，人家蝸牛活著還得揹著那麼大的一個殼呢？我的這點壓力算得了什麼？這些都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況且，承擔，不過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的事情。如果說我是為了父母活著的，那麼，他們死了，我怎麼辦？追過去？趕緊自殺？我不贊成自殺，也許是在為自己活著找的一個藉口吧？你知道，我是絕對不想自殺的。不能延長生命已經是很沒有辦法的事情了，人為地縮短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