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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的音調對我說：“你最好還是看你的《聖經》去。”對我的教育，他的貢獻到此為止。
母親的名字很特別。那是個溫柔、活潑的名字，一個讓人憶起她們海島的名字，一個與她的微笑、歌聲、吉他相稱的名字。她叫玫瑰鷗。
戰爭年代，通常是飢寒交迫的年代。兵荒馬亂的年頭是否總比平時更寒冷呢？按我祖母熱爾梅娜的說法，她所經歷的兩次戰爭——第一次是“偉大的”，另一次是“齷齪的”——都是酷暑連著嚴冬。她說，一九一四年夏天，在她們村裡，百靈鳥唱的是“大熱天，大熱天！”可惜直到八月中旬，動員令貼上了牆，村民們才聽懂百靈鳥的歌。祖母沒有提一九三九年夏天唱歌的鳥兒。不過，她告訴我，我父親在一場暴風雨中離開了家。他擁抱過他的妻兒，在大雨中豎起衣領，一去再也沒有回來。
山裡的天，十月份就開始冷了。每天晚上都下雨。雨水在路中間流淌，奏著悲傷的曲子。土豆田裡的烏鴉開著各種各樣的會，淒厲的叫聲充斥著空寂的蒼天。
我們住在村口一座老石頭房子的二樓。一樓是間寬敞的空屋，以前是做倉庫用的，窗戶早已遵照佔領軍司令部的命令堵上了。
我永遠忘不了的，是那段歲月的味道。煙味、黴味、栗子味、白菜味，寒冷的味道，憂愁的味道。日子一天一天逝去，我們經歷過什麼，我們早已忘卻。但是，那種味道留下了，有時候，在我們最不經意的時候，它會重新出現。隨著那味道，我們的記憶重新浮現：悠長的童年歲月，悠長的戰爭歲月。
入不敷出。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如何能明白？我祖母熱爾梅娜有時會在晚上說到錢的事兒，而我，正趴在我的空盤子上衝瞌睡呢。“咱們該咋辦？牛奶、蔬菜，沒哪樣不貴的。”我們缺的不是錢，而是時間。錢的用處是讓人不再考慮時間，不去害怕已經過去的和將要重複的日子。
起居室就是廚房。所有的臥室都很陰暗潮溼，窗戶統統朝向一面爬滿苔蘚的石牆，牆上日復一日地往下淌水。惟獨廚房是臨街的，有兩扇敞亮的窗戶。晚上，祖母在窗戶上釘一張藍紙，作為熄燈的訊號。白天，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廚房度過的。就算是冬天，廚房裡也有陽光。我們不需要窗簾，因為對面沒有人家。外面的路是朝山裡去的，沒什麼人經過。每天只有清晨時分會有一輛小汽車呼哧呼哧地往山上爬，喘得像燒開的鍋爐。一聽見它開過來，我就會立即衝到窗邊，好瞅瞅那隻金屬大蟲。它沒有鼻子，背上馱滿了帆布捆著的大包小包。小汽車停在比我們家地勢低一點的廣場上，不過橋。我彎下腰，可以看到低處的雜草，草尖上是村莊的屋頂和教堂的方塔，方塔的擺鐘鐘面上刻著羅馬數字。我一直沒學會看鐘，不過我覺得，它似乎一直指著正午。
我創造了一個國度（2）
廚房在春季到處都是蒼蠅。我祖母熱爾梅娜堅持說，是德國人把它們帶來的：“打仗前沒那麼多的。”祖父笑話她：“你怎麼能肯定？你數過嗎？”祖母卻不依不饒：“都已經十四隻了，我看著它們來的。德國鬼子用籃子帶了它們來，在這裡放了，想讓咱們洩氣的。”
為了抗擊這些昆蟲，祖母在電燈泡上貼了些膠帶。因為沒錢，她每天晚上都要把膠帶取下來清理上面的蒼蠅，第二天早晨繼續用。不過，膠帶每取下一回，都會損失一點粘膠。於是，所謂的“陷阱”很快便成了昆蟲們的棲息地。祖父呢，他的辦法要更徹底些。每天早上，他都用一隻修補過無數次的蒼蠅拍做武器，開始一天的捕獵。除非打到第一百隻蒼蠅，否則，他絕不肯吃午飯。餐桌上的漆布可不是我們戰鬥的舞臺，祖母熱爾梅娜為了保持清潔，絕對禁止我們在桌上拍死哪怕一隻蒼蠅。而在我眼中，那塊桌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裝飾品。其實，那是一塊再普通不過的桌布，厚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