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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朝的施政，在團結我們多民族的偉大古國和抵禦外來侵略上，是有其不可低估的功績的。歷史學家一向稱這三朝為&ot;盛世&ot;，至少說明瞭歷史的一面。但是，到乾隆時期，那也確實有了&ot;強弩之末&ot;的徵兆。盛世之中，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孕育著時代的推遷變化。我不是清代史專門家，很難作出高度概括的科學論析，還只能用譾陋的辦法試行解說，比如，你讀包世臣（他以書法理論家著稱）的《藝舟雙楫》，讀到一篇《再與楊秀子書》，裡面就有這麼一段話：
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為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汙而民氣鬱，殆將有變：思所以禁暴除亂，於是學兵家。又見民生日蹙，一被水旱，則道殣相望：思所以勸本厚生，於是學農家。又見齊民跬步即蹈非辜〔老百姓一邁步就會陷入本來並無過錯的犯&ot;罪&ot;之災〕，奸民趨死如鶩而常得白金〔壞人紛紛幹可犯死罪的壞事，卻能發財享福〕：思所以飭邪禁非，於是學法家。……
包世臣實生乾隆四十年（1775），不過是曹雪芹卒後十一二年，你看，這就是那時候的文人（當然他的立場觀點是從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的）記下來的親切感受，他似乎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汙衊他自身所處的那個盛世，（至少有一部分）應屬可信。那麼再拿曹雪芹寫在《紅樓夢》開篇的那段話&ot;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ot;來對照看，又何其不無相似之點。
在這個盛世之中，有頭腦的人，或者說&ot;有識之士&ot;當時就感到&ot;殆將有變&ot;。這種變，大約在包世臣說來不過還是隻指那些揭竿而起的&ot;暴亂&ot;而言；然而&ot;民氣&ot;既&ot;鬱&ot;，必然會包括著思想的問題。我們為了理解曹雪芹，特別注意的倒是側重在這後一點，在這個即將有變的時代，偉大的文學家--首先是思想家的曹雪芹，他的感受不會反而不如包世臣這一型別的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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