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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此期儘管中蘇雙方在對越物質援助問題上矛盾根深蒂固，衝突接連不斷，但是兩國的援助量都是相當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而且，無論中蘇之間有什麼矛盾，衝突到何種程度，最後的受益者卻是越南。
其四，蘇聯加強援越後，越南得到了從赫魯雪夫那裡得不到的東西。對蘇式先進武器的依賴，使越南與蘇聯的關係日趨密切。而對中國來說，蘇聯這時卻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越蘇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國戒心倍增，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如果能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蘇聯對華實行全包圍的企圖。[29]由此，中蘇兩國圍繞援越抗美問題進行的激烈爭執和鬥爭，即帶有了與蘇聯爭奪越南的成分。中國援越的主旨已不僅是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中國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而當中國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從自己重點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略構想時，在地緣政治影響，歷史積澱，領土主權歸屬、邊界、華僑問題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間的矛盾也帶有了更多的利害衝突的性質。
總之，在國際冷戰格局發展變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戰爭這個舞臺上，中蘇既受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及國際共運中的形象等問題的束縛，又要權衡各自的利害得失，並以此為準繩確定自己的方針和行動。故此，中蘇援越抗美的鬥爭才得以順利發展。只是從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及地緣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國強硬的反蘇傾向和方針政策也從某種程度上使蘇聯感到了潛在的威脅，進而下定了介入越戰的決心。從此，蘇越關係趨向密切，中越關係逐漸走入低谷，蘇聯最終填補了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隨越南在蘇聯支援下地區霸權主義思想的日益膨脹，中國實際處在了一種新的不安全的周邊環境之中。
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分歧和衝突（1961-1973）李丹慧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即社會主義國家支援和援助越南進行反美、抗美戰爭之時，[1]
正是中蘇關係從分裂走向破裂、敵對乃至對抗的時期。此期中蘇關係的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成為中國觀察國際、國內形勢和調整對內、對外戰略方針的基礎，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蘇兩國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援越方針，並導致中越關係發生微妙的變化，越南最終與全力援助和支援他的中國分手，而與蘇聯結成了同盟。
應該說，中蘇兩國攜手援越對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從蘇聯方面來說，要向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滲透、實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與中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形勢下，蘇聯必須緊緊籠絡住越南這個盟友，才能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全包圍態勢，以保證自己在中美實現和解後不至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就中國方面而言，要讓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後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2]
而對于越南來說，即便在60年代末即已決定與蘇聯結盟，[3]
但為了不失去中國的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援助，還是在中蘇對峙中一直努力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態度。
這種種因素，決定了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攜起手來共同行動，而且還注入了相互較勁、爭奪越南的利害衝突的成分，從而使中蘇雙方在同時援越的過程中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的矛盾衝突。此歷史過程，大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