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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至此處，一定有人起而質問道：「你說的救災恤鄰之道，正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他的學說，何嘗會錯？」我說道：他講的互助不錯，錯在無政府主義，必須有了政府，才能談互助，無政府是不能互助的。舉例來說：前清時，我們四川對於雲貴各省有協餉，這可說是互助了，滿清政府一倒，協餉即停止，這即是無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證。並且滿清政府一倒，川滇黔即互相戰爭起來，由此知：在無政府之下，只能發生互競的現象，斷不會發生互助的現象。
人身有中央政府，有省縣市區各種政府，腦中記憶的事，都由各政府轉報而來，各政府仍有檔案可查，施催眠術的人，是矇蔽了中央政府，在省縣市區政府調閱舊卷，所以人在催眠中，能將平素所做之事說出，而醒來時又全不知道。瘋人胡言亂語，這是腦政府受病，中央政府失了作用，省縣市區政府，亂發號令。所以瘋人說的話，都是他平日的事，不過莫得中央政府統一指揮，故話不連貫；夜間做夢，是中央政府休職，各處政府的人，跳上中央舞臺來了，人一醒，中央政府復職，他們立即躲藏。有時中央政府也能察覺，故夢中的事，也能略記一二。我們可以說：瘋狂和做夢，都是講無政府主義的。
古來亡國之時，許多人說要死節，及到臨頭，忽然戰慄退縮。因為想死節，是出於理智，從腦中發出，是中央政府發的命令；戰慄退縮，是肌肉收縮，是全國人民不願意。文天祥一流人，從容就死，是平日厲行軍國民教育，人民與中央政府，業已行動一致了。許多人平日講不好色，及至美色當前，又情不自禁，因為不好色是腦政府的主張，情不自禁，是身體他部分的主張。我們走路，心中想朝某方走，最初一二步注意，以後即無須注意，自然會向前走去，這回是中央政府發布號令後，人民依著命令做去，如果步步注意，等於地方上事事要勞中央政府，那就不勝其煩了。我們每日有許多無意識的動作，都是這個原因。古人作詩，無意中得佳句，疑有神助。大醉後寫出之字，比醒時更好，這是由於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訓練好了，遇有事來，不需中央指揮，人民自動作出之事，比中央指揮辦理還要好些。心理學書上，有所謂「下意識」者，蓋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
理智從腦而出，能辨別事理，情慾從五官百骸而出，是盲目的，故目好色，耳好聲，身體肌膚好愉快，往往與腦之主張相違反。古代哲學家，如希臘的柏拉圖等，和中國的程朱等，都是崇奉理智，抑制情慾。例如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又把韓昌黎「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二語，極力稱讚，只要腦中自認為真理，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與暴君之專制是一樣。所以這樣學說昌明時代，也即是君權極盛時代。後來君主打倒了，民主主義出現，同時學說上也盛行情慾主義，縱肆耳目之欲，任意盲動，無所謂理智，等於政治上之暴民專制。我們讀歷史，看出一種通例：君主時代，政府壓制人民，同時哲學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慾，民主時代，人民敵視政府，同時哲學家即重情慾而輕理智。
據上面之研究，可知身體之組織，與國家之組織是很相同的，我們返觀吾身，知道腦與五官百骸是很調協的，即知道：我們創設一種學說，必使理智與情慾相調協，不能憑著腦之空想，以虐苦五官百骸，亦不能放縱五官百骸，而不受理智之裁判。建設一個國家，必使政府與人民調協，不能憑著腦政府之威力壓制人民；而為人民者，亦不能對政府取敵視行為。吾身之組織，每一神經俱可直達於腦，故腦為神經之總匯處，與五官百骸，不言調協而自然調協。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線，必使之可以徑達中央，中央為全國力線之總匯處，政府與人民，不用調協而自然調協。能這樣的辦理，即是合力主義，才可以救達爾文和克魯泡特金兩說之弊，而與天然之理相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