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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塞裡姆三世重組御前會議，調整御前會議成員的職責，削減大維齊爾的權力，縮短行省長官的任期，縮小包稅範圍，設立直接徵收賦稅的專門機構，擴大財源，籌集軍費，創辦新式醫院和軍事學校，向倫敦、巴黎、柏林和維也納派出常駐外交機構。1793年，塞裡姆三世從包稅商手中收回約400處封邑，實行直接徵稅。此後，越來越多的封邑處於蘇丹的直接控制之下。
塞裡姆三世的新政舉措，損害了傳統的軍事貴族、近衛軍團、歐萊瑪階層和包稅商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1807年5月，駐紮在伊斯坦堡的近衛軍團發動兵變，以新政舉措與伊斯蘭教法不符為由，解散新軍，罷免塞裡姆三世，擁立穆斯塔法四世（tafa iv，1807‐1808年在位）出任蘇丹。穆斯塔法四世即位後，譴責塞裡姆三世的改革舉措系違背教法的邪惡行為，宣佈取消新軍，恢復奧斯曼帝國的原有秩序，新政隨之夭折。
1808年7月，多瑙河地區的奧斯曼貴族巴拉克塔爾&iddot;穆斯塔法帕夏率軍入主伊斯坦堡，廢黜蘇丹穆斯塔法四世，在塞裡姆三世死於保守派的暗殺後，擁立馬哈茂德繼任蘇丹，是為馬哈茂德二世（ahud ii，1808‐1839年在位）。馬哈茂德二世當政期間，恢復塞裡姆三世時期頒布的新政法令，延續塞裡姆三世制定的新政舉措，擴大改革的領域，時人稱之為奧斯曼帝國的彼得大帝。
馬哈茂德二世
塞裡姆三世的新政舉措，主要侷限於軍事層面。相比之下，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舉措，涉及奧斯曼帝國統治制度的諸多領域，包括軍隊的歐式化、土地制度的非封邑化、政府機構的官僚化和政治生活的世俗化，其中新軍的重建構成新政的核心內容。
馬哈茂德二世首先致力於重建新軍，新軍配備新式槍枝和火炮，聘用普魯士軍官，採用普魯士的訓練模式。1826年5月，馬哈茂德二世與駐紮在伊斯坦堡的近衛軍團發生衝突；蘇丹出動新軍鎮壓近衛軍團的反叛，進而解散近衛軍團。1827年，新軍人數達到27萬人，分為31個團，其中10個團駐守伊斯坦堡，21個團駐守行省；每團包括3個營，每營包括8個連。馬哈茂德二世當政後期，新式步兵達到65萬人。
1831年，蘇丹宣佈將提馬爾收歸國有，廢除封邑制，全面改革稅制，旨在擴大財源，為重建新軍提供必要的經濟支援。與此同時，馬哈茂德二世改革奧斯曼帝國傳統的官僚機構，設立新的國務會議，下轄陸軍部、內務部、外交部、財政部、司法部和瓦剋夫事務部，大維齊爾改稱首相（不久後又棄首相的稱謂而恢復維齊爾的稱謂），起用新官吏，身穿歐式官服，實行薪俸制，旨在強化蘇丹的統治，削弱貴族的離心傾向。
此外，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的統治者穆罕默德&iddot;阿里帕夏，在保留傳統宗教教育體制的同時，推行世俗教育，進而形成教俗二元的教育體系。馬哈茂德二世當政期間，派遣留學生赴西歐諸國學習軍事技術，創辦包括陸軍學校、海軍學校和軍事醫學院在內的新式學校，聘用歐洲教官，採用歐洲教學模式，使用歐洲語言授課，旨在培養新軍將領及政府官吏，是為奧斯曼帝國世俗教育的原型。
蘇非派拜克塔什教團長期以來與近衛軍團保持密切關係，制約蘇丹的權力，構成奧斯曼帝國政治舞臺上舉足輕重的社會勢力。馬哈茂德二世解散近衛軍團之後，平息拜克塔什教團發動的叛亂，進而取締拜克塔什教團，沒收拜克塔什教團的財產。1826年，馬哈茂德二世任命伊斯坦堡的大穆夫提作為歐萊瑪的最高宗教首領，同時規定瓦剋夫事務部掌管歐萊瑪控制的宗教地產，剝奪歐萊瑪的經濟自主權，由國家向歐萊瑪發放俸祿，宣佈教育部和司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