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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將三線地區作為全國的戰略大後方，其出發點就不僅是針對可能來自中國東南方向的美國的威脅，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針對蘇聯可能對中國北方地區的入侵。從60年代中期始，解放軍開始每年抽調大量工程兵和步兵部隊加強主要方向和重點地區的設防工程建設。儘管這種部署是基於中國南部和北部周邊地區同時出現的緊張局勢，但中央軍委在部署戰備工作時特別做出決定，要加強&ldo;三北&rdo;，即東北、華北、西北地區的國防工程建設。[25]1963年7月，隨中蘇關係的緊張，為加強中國東北部的邊防，總參謀長羅瑞卿勘察了吉林和黑龍江的部分地區。10月，他又奉毛澤東之命率中央軍委軍事工作團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區視察。[26]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27]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是月，羅瑞卿又赴延吉、長春、牡丹江、綏芬河、沙爾圖等地勘察地形。[28]即使在&ldo;北部灣事件&rdo;發生後，1964年9‐11月，羅瑞卿、副總參謀長楊成武還特意對華北北部地區進行戰役勘察，並召集會議作了具體部署。[29]其間，針對當時蘇聯有人散佈中國以長城為界的言論，9月22日至28日，羅瑞卿偕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等人特意到張家口、承德等地區進行調查，為應付蘇聯的威脅做準備工作。[30]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軍事防禦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實現了由南向北的轉移。
種種跡象表明，從60年代中期始，在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對主要威脅來自何方問題的考慮中，美國對中國的威脅已逐漸小於蘇聯，反美統一戰線政策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已經下降，蘇聯逐漸取代美國成為中國重點防禦的物件。甚至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考慮中，也融入了對蘇備戰的意識。1966年10月初，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時講道：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為了戰備。可能在1968年前後發生戰爭。主席說，三線不建起來，覺也睡不著，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爭動員。[31]
隨中蘇邊界流血事件的發生和擴大，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來自北方的蘇聯威脅。周恩來1968年6月的一次談話中就指出：蘇聯已經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32]是月，國防工辦等部門在關於小三線地方軍工建設問題的請示報告中還專門提出，為了適應將來華北、中原地區大規模作戰，以及必要時支援東北地區作戰的需要，要配合大三線，加強山西、豫西、鄂西以及陝西地區輕兵器工廠的建設，以利戰時補給。[33]中蘇關係似乎已走近戰爭的邊緣。
基於上述對美、蘇威脅的認識，60年代後期，毛澤東開始探索緩和對美關係、聯美抗蘇的可能性。與此同時，美國也有了較明確的改變對華關係的意向。因為，美國已認識到，蘇聯遠比現在的中國更有能力在世界各地與美國對抗。就軍事-經濟潛力而言，中國在若干年內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而蘇聯卻可以。所以美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34]儘管這時中美雙方還都是在投石問路，尚未最終構成聯合抗蘇的新戰略，而且兩國領導人的談論與意向也常相矛盾，但是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已為兩國關係的緩和提供了基礎。
其三，勃列日涅夫上臺之後，轉而對越南抗美戰爭實施&ldo;插手&rdo;政策，加強援越，特別是軍事援助，並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國當時不能生產或生產不多的先進武器裝備，從而使蘇聯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1964年11月27日，莫斯科發出了表示願意向越南提供&ldo;一切必要援助&rdo;的第一個宣告。翌年2月柯西金訪問河內，與越南領導人討論了蘇聯援越問題，並簽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