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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的紅軍幹部大多文化很低,據當時統計,不識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識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寫簡單書信帳目的不過百分之二十左右。
針對這個特點,劉伯承採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軍事知識&ldo;從各方面灌注到學生的腦中去&rdo;。在教學方法上,他要求教員課前提出綱要發問,課後提出中心問題組織學員討論;中心段落重複講解,以加深學員的瞭解程度和記憶效率。在教學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圖解或模型來配合語言講解;用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來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他特別強調學用一致和知識的連貫性,要求講完一段課,接著就進行這一段課的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所講的課,所進行的操作,&ldo;都要設法幫助學生縱橫貫串起來,使其腦力成為有組織的系統化&rdo;。
一次教員講射擊原理,講到彈道是弧形的,向不是直線,有的學員老是理解不了,總覺得彈道應該是一條&ldo;直道道&rdo;。恰值劉伯承在場聽課,就即席舉例說:&ldo;你們觀察過頑童撒尿嗎?你看那個&l;彈道&r;是一條直線呢,還是弧形的呢?&rdo;這個妙趣橫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難之點也就豁然貫通了。
劉伯承親自講地形學,他把學員拉到學校附近的小布腦山上去講,一面看地形圖,一面研究實際的地形地貌,學員理解得快,印象深。他還講標圖的箭頭要有力,象是部隊殺出去一樣。他劃箭頭的姿勢,至今仍保留在聽過他講課的學員的印象中。
劉伯承還根據毛澤東、朱德親自指揮的一、二、三次反&ldo;圍剿&rdo;取得光輝勝利的戰例,給學員講十六字訣。許多學員足參加過戰鬥的,經劉伯承理論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說明,不僅提高了學術水平,而且提高了勝利信心。
在3個半月的學習期間制式教練只教兩星期,每次3小時,總共31小時;而夜間戰鬥教練卻用了102個小時,演習10多次,學員的戰術水平有明顯的提高。諸如進攻的幾個階段,防禦的縱深配備,追擊退卻的要領,以及偵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種手段才能達成偵察任務,怎樣佈置警戒才算周密等等,都能夠應用戰術原則。
對於政治教育,劉伯承作為政治委員也是十分重視的,他提出了&ldo;三化八點&rdo;的政治綱要,即要在&ldo;軍事化&rdo;、&ldo;國際化&rdo;、&ldo;蘇維埃化&rdo;的三個日標下,對學員及工作人員進行八個方面的政治教育:階級覺悟教育、黨的領導教育、階級關係教育、紅軍宗旨教育、紀律與艱苦奮鬥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眾工作教育、革命性質與國際主義教育。這&ldo;三化八點&rdo;教育,是符合當時幹部思想修養要求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紅校第二期工作總結中稱它是&ldo;時時灌輸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實施中的,這一方面也得到了較大的效果&rdo;。
政治教育佔紅軍學校全部課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課計有八門:帝國主義與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階級鬥爭;土地問題;紅軍問題;蘇維埃問題;政治工作;武裝擁護蘇聯。政治連因是培養政治工作幹部的,軍政教育比例為倒四六,即軍事佔十分之四,政治佔十分之六,在課程上增學:黨的建設;社會形態發展史;黨史;國際材料講演等課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組成部分。儘管紅軍處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紅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躍的,到處歌聲嘹亮,朝氣蓬勃。俱樂部成為課外活動的中心地。從上海來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聯星、趙品山等主持這方面的工作,留蘇的危拱之、李伯釗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ldo;裡手&rdo;,他們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每兩周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