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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大使級會談，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接觸。儘管到60年代初，這個會談沒有在關鍵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畢竟使中美兩國於互不承認和對立的情況下，保持了一條溝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間在1958年和1962年的臺海危機中，為避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也已進行過比較有效的溝通。
由此，中美兩國在這兩場戰爭中進行資訊溝通的過程，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但是，就更深層的意義考慮，即從衝突反應和危機處理的角度，從在消弭危機中佔有重要位置的資訊溝通的要素方面，比較韓戰和越南戰爭把握衝突、控制危機的變化過程，總結冷戰中這方面的教訓，還有一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開宣言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有效的資訊溝通方式。
在冷戰的敵對狀態下，特別是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環境中，衝突雙方透過發表警告性或威懾性的社論、宣告或宣言，公開傳遞資訊，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因為雙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處在嚴重對立和隔絕的狀態下，這種單一的溝通方式雖被認可，但是其內容卻往往遭到冷落。本來是有意要轉達的資訊，結果卻被對方看作是一種恐嚇或要挾的手段，不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果。韓戰期間，中國方面多次透過公開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國介入戰爭的界限，就是沒有引起美國方面的認真對待。而美國在報刊上不斷表示沒有進攻中國的意圖，這在中國人看來，也無非是欺騙性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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